新加坡——这一年世界将被笼罩在厚重的愁云惨雾之中。经济会停滞，政府会垮台，公司会破产。然而最大的危险在于一种无助感。要想防止产生无助感，我们就得解决一些庞大的，而且显然很棘手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闭幕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然而一个更好的机会在于解决巴以冲突。

全世界的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都已经说服他们自己巴以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在著名的奥斯陆协议于1993年签订以后，已经进行了好几轮努力来争取和平，但是均告失败。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些力量已经集结出现，这是不同寻常的，它为解决问题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如此这般的地缘政治机会寥寥无几，倘若不能掌握，将会引发巨大的悲剧。

一种近乎普遍的共识从开始就存在：任何解决方案都将以2001年1月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塔巴协议为基础。巴勒斯坦的外交官们告诉我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揽子协议。

同样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几乎普遍抱有共识：和平解决对他们有利。许多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更关心以色列的崛起。和以色列达成合约能够加强他们对付伊朗的力量，而且使得伊朗政府没有机会煽动阿拉伯国家的民意来反对本国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

问题关键在于以色列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然而， 虽然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局势困难重重，在该国的精英内部似乎有种共识正在兴起：时机不会再站在以色列一边了。

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现在是由两大公认的强硬派——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阿维格多·利伯曼——来执掌的。就像历史让理查德·尼克松去了中国一样，它也会让内塔尼亚胡推行和平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会撤走西岸的大部分定居点。

在我1997年出访以色列的时候，去拜访了时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因为我们俩曾经同时出任过驻联合国大使，过去是同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告诉我：“基索尔，别理会媒体的说法。我赞成和平。”包括利伯曼和埃胡德·巴拉克在内的广泛联盟也使得和平更有可能实现。

任何良好的和平协定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斡旋者。幸运的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是合适的人选。她的两位前任：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都缺乏最重要的条件：来自巴以双方的信任。而希拉里·克林顿却拥有这种信任。

我只和克林顿握过一次手，是几年前的某个周日清晨在纽约市一所犹太人会堂里。一个小小的犹太会堂居然能够吸引纽约两大参议员克林顿和查尔斯·舒默以及其他几位国会人士来出席清晨的早餐会，这一点的确让我印象深刻。我在现场一眼看出克林顿受到犹太团体的信任，而这是任何一个中东问题调节人的必备条件。

在克林顿2009年3月出访这一地区时，也显示出了她的外交技巧。她再次对以色列的安全作出承诺，并且对加沙居民所蒙受的人道主义困境表示关注。她具有灵活的外交手段并不出奇。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曾经深入研究中东问题——他筹划的和平提案具有较高质量。

毫无疑问，认为克林顿将会完成她丈夫在这一领域开始的工作，这将是主要的推动因素。这种基于个人的考虑的确会发生作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她能够成功地促成两国达成协议，她将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成果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伊斯兰世界的快速全球化已经制造出这样一个政治网络，它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连接起了13亿穆斯林。巴以冲突已经制造出负面政治反响，而它立刻就会传递到伊斯兰世界中的所有角落。

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和他在伊斯兰世界中天然就受人欢迎——这两点已经帮助抑制了部分上述的政治反响。如果他们能与和平解决方案携起手来，世界会突然感受到一线希望，这种希望将冲破今天笼罩全球的阴云。敢于怀有希望， 这就是今天世界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