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纪念。1997年7月，泰株大幅度贬值。不久以后，金融恐慌开始波及到印尼、韩国，而后又蔓延到马来西亚。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亚洲金融危机就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导致俄罗斯卢布和巴西里亚尔一泻千里。

身处危机之中，没有人知道经济究竟会下降多少，也没有人知道下降持续的时间长度。但资本主义自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始终与危机如影随形。虽然每次经济都得以恢复，但每次危机都有自己的教训。因此在亚洲危机发生十年后，我们很自然地要问：这场危机的教训是什么，世界各国是否汲取了这些教训？这样的危机会不会再次发生？而另一场危机是否又即将来临？

当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有一些类似之处：1997年危机之前，资本从发达国家快速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流量在六年之中增长了六倍。金融危机后，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明显放缓。

危机开始之前，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溢价已经低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事实证明了这些人观察的正确：危机爆发的标志就是风险溢价水平迅速飙升。而今天，各国对流动性的过分沉溺带来了相对较低的风险溢价和资金流动性的再次苏醒，尽管人们已经就世界面临着巨大风险的观点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由风险溢价返回正常水平所带来的风险）。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但当发展中国家将矛头指向秘密银行帐户及对冲基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渴望提高透明度的热情就迅速消失了。自此以后，对冲基金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而秘密银行帐号也经历了空前的繁荣。

但当时和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实的严酷让他们学会了不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强行介入，不仅会剥夺他们的经济主权，还会迫使他们出台增加向西方债权人还贷的政策，从而使他们的经济陷入深深的萧条和衰退之中。

储备的代价十分昂贵，因为这些资本不能被投资到促进增长的发展计划当中。但是尽管如此，降低再次发生危机和再次失去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所能带来的好处却远远超过了所要付出的代价。

这种外汇储备增长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保险的同时，也造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波动。特别是当美元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失去其价值载体的神圣地位的时候，重新平衡这些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外汇组合就需要大量地售出美元资产，从而导致美元进一步走弱。

发展中国家也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增加以本币计价的借贷，从而成功地降低了外汇风险。对仍然背负着沉重外债的国家来讲，风险溢价的增加即便不直接引发危机，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经济混乱。但如此多的国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

在1997年危机期间，人们就达成了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共识：世界需要更好地预防危机和在危机发生时更好地进行处理。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意识到尽管可能发生的改革能为世界带来诸多好处，却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它们竭尽所能地确保危机期间不会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改革，清楚地知道危机一旦结束，改革的动力将会迅速消退。它们比自己所了解的更为正确。归根结底，谁能事先预料到比尔·克林顿卸任之后，继任的会是一位竭尽全力在所有可能领域破坏多边体系的美国总统？

举例来讲，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阿根廷危机之后，明智地提出必须找到债务重组的更佳方法（即国际破产程序）时，美国否决了这项动议。当经合组织提出限制银行保密协议的时候，同样未能逃过被布什政府否决的厄运。

实际上，危机最重要的两大教训都没有得到汲取。首先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向短期“热”钱涌入开放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伴随着巨大的危险。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成功躲过危机的大国绝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因为两国都坚决抵制资本市场自由化。但今天，两国都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自由化压力。

第二个教训是在融和度很高的社会，需要有值得信赖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制定发展规则，促进全球稳定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听命于美国（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和欧洲（按照惯例任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的操控，该组织很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代表国际债权人的利益。基金组织未能在1997年危机中有所作为进一步损害了它的可信性，而它未能就威胁当今全球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拿出任何办法也使其局限性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