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投身政治的知识份子在历史上起到过长期而又普遍的作用。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西班牙籍法语小说家兼编剧赫尔豪·塞姆普伦多年来一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后还担任过后佛朗哥时代的首任西班牙社会党政府文化部长。以瓦茨拉夫·哈维尔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期间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就在短短几个月前，一位法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斡旋在发起迄今为止不太成功的打倒利比亚上校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正是伯纳德·亨利列维说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与利比亚叛军领袖会面，这次会面直接导致法国在说服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支持军事干涉事务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不过最能为知识分子参政传统做出榜样的也许莫过于让·保罗·萨特。他的观点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和以赛亚·柏林等遵循自由主义传统的艺术和思想家有很大不同。对于萨特（及很多同龄人）来说，知识分子不仅应该表达政治立场，还应该积极参政，为正确的事业而努力奋斗（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这导致某些人，比如萨特，积极捍卫斯大林和古拉格；其他人，像安德烈·马尔罗，自愿供职查尔斯·戴高乐政府；还有人在后来成为以色列及其政策的无条件捍卫者。

积极参政的知识分子正在拉美表现得生龙活虎。包括我在内的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认为一旦民主在拉美地区得以确立，画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超出常规的政治影响力也许会开始下降；他们也许将不再扮演沉默者喉舌的角色，因为沉默的民众现在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

然而奥克塔维奥·帕斯、巴勃罗·聂鲁达、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迭戈·里维拉、古巴新吟游音乐运动及其后继者并没有随着拉美代表制民主的诞生而淡出人们的视线。相反，他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仅代表他们的读者，也代表普罗大众。

曾获诺贝尔奖的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祖国秘鲁所起的作用就是这种持续影响力的最佳代表。毋庸置疑，在20世纪60年代支持古巴革命的时候，在后来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最猛烈有效的批评者的时候，在竞选1989年秘鲁总统的时候（当时他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略萨一直保持着参政者的本色。他还是秘鲁最近一次总统选举的铁杆拥护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尔加斯·略萨是位有争议的参政人物：在欧洲人看来，他或许不仅是拉美公众知识分子中最信奉自由的一个，而且在他们当中也最大胆敢言。他通过参选秘鲁总统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行动支持了自己的观点，他对奥兰塔·乌马拉的支持最终决定了选举的结果，乌马拉似乎放弃了民粹主义，开始接受现代拉美民主左派的处事原则。

乌马拉大选首轮拉到的选票超过所有竞争对手，但却在决胜轮中遭遇到藤森女儿惠子的竞争。巴尔加斯·略萨开始时声称这好比是在选择艾滋病和癌症，但后来得到了乌马拉在经济政策、民主规则和总统任期（一任）等方面的承诺。满足上述条件后，小说家宣布支持这位嗜好政变和古怪思想的前军官进行总统竞选。

巴尔加斯·略萨雄辩而又不失优雅的宣称他不能为因侵犯人权服刑25年的腐败独裁前总统的女儿投票。但他也不能禁止或号召其他人这么做，因为这样不仅惠子能从中占到便宜，还意味着实际放弃了知识分子参政的义务。

出口民调并没有衡量过“巴尔加斯·略萨效应”，因此很难判断他的支持是否是乌马拉取胜的决定因素（获胜优势还不到2%）。但多数观察家似乎认为他的支持为乌马拉披上了民主合法的外衣，后者在2007年公然登上了亲查韦斯的舞台。而马里奥的儿子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一直帮乌马拉说服金融市场和国际社会，把他说成真正的资本主义信徒。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巴尔加斯·略萨和其他拉美公众知识分子在将自身巨大声誉和才华搬上政治舞台时所甘冒的风险。无论他们是切实改变了局势还是被误认为对特定事业做出过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贡献（我自己曾经影响过2000年墨西哥总统选举中比森特·福克斯的获胜），那么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公众都认为他们必须为此负责。

如果事态发展顺利，他们会被奉为有识之士和政治家；但如果局势突然恶化，他们就要为未能预见明显且不可避免的未来而负责。奥兰塔·乌马拉也许会恪守自己的诺言，用明智的社会政策来补充秘鲁十年来蔚为壮观的经济发展。他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可以钦佩巴尔加斯·略萨果断冒险的惊人勇气，但却不一定认为这次冒险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