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通过曲折的互联网链条——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引用俄勒冈大学的汤马（Mark Thoma），汤马则是从《经济展望杂志》上读到——我获得了一份萨伊兹（Emmanuel Saez）的文章——他的办公室和我相距不过50英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戴蒙德在同一层。萨伊兹和戴蒙德指出，正确的北大西洋社会最富公民的边际税率应该是70%。

这是相当醒目的估算——过去三十年来，该地区一直流行着减税狂热——但戴蒙德和萨伊兹的逻辑是相当明晰的。最富阶层把持和控制着如此之多的资源，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已经餍足了：在他们的财富中加上一点或拿掉一些对他们的幸福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不管我们赋予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幸福多大的权重——不管我们称他们是劳苦功高的产业掌门人，获得如此高位实至名归，还是认为他们是寄生于社会的窃贼——我们都不能通过增加或降低他们的税率来有所影响。

这一观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推论是，当我们计算什么才是适合最富阶层的税率时，我们不应该考虑税率改变对他们的幸福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影响是零。关键问题应该是改变他们的税率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

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链，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将最富阶层的税率设置在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最高点，即对他们的税率要高到我们尽可能从他们身上筹到最多的资金的程度，也就是说，要克服他们通过能源和企业的多元化实现的避税，使逃税行为会导致额外的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而不是增多。

其中的功利经济逻辑是显然的。但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拒绝接受戴蒙德和萨伊兹的结论。我们觉得，对最富阶层征税总有点不正道，，除非加税会让哔哔作响的征税系统安静下来。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原因有二，这两个原因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阐明了——并非在其名著《国富论》，而是在较少提及的《道德情操论》中。

第一个原因适用于富裕的有闲阶级。斯密说：

 “出于对人类天性的陌生，我们对低于自己的阶层的痛苦无动于衷，而对高于自己的阶层的不幸和苦难感到遗憾和愤慨，我们会选择想象，这些痛苦一定是难以忍受的，层次较高者的垂死挣扎总是比层次较低者更可怕……”

斯密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天生对他人怀有同情心（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话题，他一定会提到“镜像神经元”）。而我们对个体和群体的感觉越愉快，我们就越倾向于同情他们。富人和知名人士的生活方式“几乎是完美和幸福状态的抽象观念”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对任何干扰和破坏如此令人愉快的状态……感到遗憾！我们甚至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第二个原因适用于勤劳致富的阶层，这类人

 “永远追求财富和伟大。……在最无情的产业中，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服务于他们厌恶的人，对自己所看不起的人阿谀奉承。……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其身体总是被劳作和病痛折磨着，其思想总是被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和失望羞辱和蹂躏着……最终，他发现财富和伟大是可笑的效用的装饰品。……权势人物和富人……拿走的是夏日的阵雨，而不是寒冬的凛风，但总是让他像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甚地，陷入焦虑、恐惧和悲伤；陷入疾病、危险和死亡……。”

简言之，一方面，我们不想干扰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的完美幸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增加将自己最宝贵的财产——时间和能量——用于追求无用小玩意的人的负担。这两种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不重要。他们都左右着我们的想法。

与今天的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不同，斯密明白我们并非理性的功利算计者。事实上，这正是为何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处理产业中产阶级和富豪阶级不平等性日益严重的问题上屡犯集体错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