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几周以来，电视屏幕上一直反复播放着这样的画面，仿佛让我们重新回到了当年的现场：柏林人在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上欢快地跳舞，柏林墙是在2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被推倒的。“Die Mauer ist Weck,”人们不停地叫喊着，在勃兰登堡门前的摄像机前挥舞着拳头。“墙没有了！”

毋庸置疑，这是二十世纪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可以看做是冷战以来具有图腾标志性的胜利。然而，如果你也在那天晚上的话，就像当时的我作为《新闻周刊》的记者正在当时的现场那样，那时的情形有点模糊，特别是过了2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简单来说，历史的走向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当时确实是这样的偶然。

民主德国当时的领导人埃贡·克伦茨将它称为“弄糟糕的事情”。11月9日傍晚，克伦茨正沉浸在难得的胜利欣喜之中，共产党的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恰巧路过。“有什么要对外发布的么？” 沙博夫斯随口问道。克伦茨停顿了一下，给了他一张新闻稿。这是几个小时之前强行在议会通过的一项重大改革方案，这也是国人们几周以来一直在街头要求的权利：自由旅行的权利。克伦茨原本是想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10日才给他的。

小事往往改变历史。沙博夫斯随即离开，并对外宣布了新闻稿的内容。“什么时候能生效呢？”记者问道。沙博夫斯由于没有注意这个重要的时间点，随口说道“ so fort ,”就是“立即”的意思。转瞬之间，局面发生了逆转。欣喜若狂的东德人立刻汇成了人海，大家纷纷向边境涌去。守卫国境的士兵们由于没有得到指示，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们还是打开了大门，历史就此而改变。

意外事件一直在改变人类的进程。即便这样，我们也可以问问。如果沙博夫斯当时没有搞错时间呢？可以想象，第二天，克伦茨的旅行法将会按照德国式的秩序且效率的方式执行。

严格来说，柏林墙不是被推倒的。大门是被打开，而不是被打破缺口而形成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东德人，主动这么做的。这是一场变革，而不是革命。那么，刚刚上任还没几周的以克伦茨为首的改革派是否可以引导，或是缓解人民的不满么？

如果像这样的假设，就会没完没了。没有在那天晚上戏剧性的场面出现，没有这样的示范效应，一周之后，天鹅绒式的革命会在布拉格出现么？一个月之后，罗马尼亚人是否有勇气起来反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呢？东欧的多米诺效应可能会不一样地发生。也许一些国的政权不会被推翻。

当第一个德国人费力地爬在墙上四十八小时之后，整整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和几千名西德民众站在泥泞的无人区——这里曾经叫波茨坦广场的地方。隆起的希特勒碉堡静静地盘踞在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上。一名东德建筑工人试图在拆除柏林墙，这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个巨大的挖掘机吃力地举起12英尺高的水泥板，猛烈地收回它的手臂，就像恐龙正在撕咬着猎物。最后，他从人群的上方划过，慢慢地移动着，酷似一个绞刑台。

电视镜头聚焦在破落的墙面上，上面画满了涂鸦。所有没有解决的欧洲冲突都集中在这块色彩斑斓的混凝土上：一个亲纳粹的卐字，超现实主义的欧洲死亡者面孔：他们是在战争中或是种族灭绝或是受到秘密警察的镇压而死亡的。而墙上最为醒目的是一个单词： Freiheit .（自由）。

这个单词，这个大块的墙壁和这个晚上是多么的特别啊。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一个巨大橘黄色的球在空中燃烧，月亮在东方升起，和太阳一样的圆润饱满，发出冷冷淡蓝色的光芒，看起来是那么的平衡，在看不见的轴心上移动着，而柏林正位于它们之中。这一刻使我几乎相信了命运的存在，这是一个充满幽灵的土地。

我们常常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有着必然归宿。但1989年的现实是，正如当时的一位组织者告诉我的：“在任何问题，任何时间，我们都可能改变事情的发展进程。”

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答案就在无数的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选择。人类的一些小差错，例如像沙博夫斯这样的“小失误”，虽然小的可以接受，但意义非常重大，在他们中间，是勇敢的抗议者走向街头，大声疾呼，这也是他们的选择。或者说，正如一个示威者告诉我的，为的是我们再不用对下一代人这么说，“我们只是坐着等待。”

那些20年前在柏林墙上舞蹈的人们，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