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墨尔本——当挪威惨案再次警醒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多少危及他人生命的偏执之时，或许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一个故事能带来些许乐观情绪，使人们意识到某些积极的，历史性的态度转变已经正在发生了。

就在上个月，一名澳大利亚橄榄球运动员被处以罚款，禁赛，同时在媒体的广泛负面报道下承受了巨大的公众压力。而导致这起事件及其各方反响程度与众不同的地方则是他的罪名。他没有在比赛中实施危险动作，也没有蔑视裁判或者涉及赌球，只是嘲讽了对方球员的一句，但他嘲讽的对象是位尼日利亚裔运动员，而且语言中涉及种族主义。

而就在几天之前，在一件同样引发媒体高度关注和谴责的事件中，一名观众对一位苏丹裔运动员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结果当场被警卫带离比赛现场，而对他的判罚则是除非接受关于反种族主义意识的教育，否则终身禁止入场。

几年前，在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很多地方——这些事件可能会被可耻地忽略并缺乏任何矫正措施。人们认为这无伤大雅——那是比赛的一部份，不过是沙场上的角斗士或者对立党派成员发泄激情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名1990年代的著名运动员曾说：“如果能对赢得比赛有利的话，我每周都会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观众的观感也差不多：“我当然会在看比赛时高呼‘死黑鬼’，但我不是故意的。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已。”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作为这些言论承受者的黑人运动员也会抱着同样的态度。

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似乎（至少在制度上）抛弃了自身种族主义历史的国家。著名的“白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在1960年代被废除，健全的反歧视法案在1970年代得到通过，而大量的努力都被用于通过地权和社会公正项目等方式抚平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数十年来所经历的不平等待遇。

非故意的种族主义——在工作场所，酒吧或者家庭餐桌上（正如我在1950年代的童年记忆）所发表的对其他种族或者国家团体的歧视性言论——在1990年代澳大利亚人的私人生活中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完全在公共生活中被消灭了。但在体育场上却有所不同。在那里，这些言论只是释放激情，跟欢呼与嘘声一样；或者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策略，就如同攻击对手技不如人一样。

这种态度和行为在一位著名的，也是少数晋身顶级联赛的土著澳大利亚橄榄球运动员Nicky Winmar做出行动后发生了转变。在1993年，他已经受够了。在一场由他主宰了的比赛中，他整场都遭受到种族主义攻击，赛后他走到对手的助威团面前，一手拉起球衣，一手指向自己裸露的胸膛。

此举的意思很明确：“我是黑皮肤，我对此感到自豪。”而这一事件以及两年后对另一位著名土著运动员Michael Long在球场上所遭到的种族主义攻击的广泛报道促使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在1995年通过了一项“种族与宗教侵犯”行为准则。这一准则还与一项包括相关惩罚措施和深刻教育项目的全面调解程序相结合。

这项准则成功地使澳大利亚橄榄球界摆脱了那些令大多数土著运动员饱受困扰的球场种族主义攻击，也使过去十年间顶级联赛的土著运动员数量翻了一番有多。准则随后推广到澳大利亚所有的橄榄球赛事，并成为一个影响了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运动项目的范例。比如澳大利亚的改革在过去十年间被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这样的国际足球管理机构所采用（虽然在许多国家将这些政策转化为有效且可实施的行动时还不能尽如人意。）

但长时间以来，在澳大利亚都存在一种怀疑，质疑针对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人在任何情景下都无法容忍发表种族主义攻击行为的根本信息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全面承诺。事实上这一政策主要是与澳大利亚男女土著运动员，与所有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有着相当大的情感联系——这在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感人的“向被盗的一代道歉”行动在全球引发的强烈情感反响中可见一斑。但这种感情是否能延伸到那些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非洲裔以及其他民族的成员？

过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件证明历史至少还是在不断前进的。针对尼日利亚和苏丹裔运动员种族主义攻击行为的披露引发了喷薄而出的真诚，可见和有形的公众厌恶情绪——确实说明了攻击者不但令自己蒙羞，还侮辱了自己的国家。对于我这一代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且非常受欢迎的经历。我们有理由去希望和相信：这种经历将在全世界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