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10%。部分国家的人们担心赤字开支增长将引发政府债务危机。这无可厚非，财政政策也因此捉襟见肘。而在其它许多国家，人们混淆了短期周期性赤字与长期结构性赤字，使得财政政策止步不前。

与此同时，由于大众普遍反对进一步援助计划，银行政策被束缚了手脚。正当工资增长不断下跌时，杞人忧天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却担心出现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便因此受到了影响。正如拉尔夫・霍特里（Ralph Hawtrey）口中“大萧条”时期的央行行长，他们是在“诺亚遭遇洪水时大喊‘着火了！着火了！’”

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了——最好的办法便是从长远考虑。

中国和印度的下一代若发展良好，后工业时代富裕的全球经济北大西洋核心若未遭遇灭顶之灾，那我们的下一代将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全球半数以上人口将破天荒得第一次有食物果腹，有庇护所遮风挡雨的，有衣物防寒保暖，还有足够的医疗护理，不必担心自己和多数子女因微寄生物而过早死去。

大部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将是如何为避免百无聊赖而在工作和业余生活中寻找诸多观念上的谜题与消遣，以及如何为不嫉妒旁人而寻找相对身份认同。当然，他们必须先击败那些过去手持长矛、现在握有巡航导弹和氢弹的暴徒恶人——自从开荒者认识到耕种作物后已无法向森林寻求庇护，这些大寄生物便不断影响着全人类。

这一奇事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翻然醒悟了：从前一味祈祷和寻求精神慰藉，现在则试图理性支配和管理自然与社会。然而，古希腊人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古罗马人也坚信寻求解决之道并加以应用。尽管如此，他们所创造的仅是某些伟大建筑和基础设施以及一套军事训练体系，借此将自己的社会扩张至地中海以外。

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爆发了一场农业革命：大批劳动力得到解放，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但是，早在11世纪的中国就比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一场更为浩大的农业革命；而中国成为全球强国前，仍需再等一千年。

又有人认为，这得益于欧洲占领了美洲。大西洋彼岸美洲的物资通过海运运至欧洲，随后欧洲将其用以从亚洲进口。但是，这从未带来真正的财富——仅仅是乏味的金和银，某些空虚的卡路里（糖），咖啡、茶、巧克力和烟草等精神刺激产品。

还有人认为，正是商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才使我们逐步战胜物资匮乏。然而，1776年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晚些时候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却认为，未来的英国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国家完整，农业生产率高，劳动部门发展良好，但农民和工人阶级却在富裕的地主统治之下贫困潦倒。

这或许得益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熔铁炉还有纺织厂，启动了进步的列车。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Mill）却在1871年写道，他对工业革命的所有发明创造是否减轻了单个工人的工作负担表示怀疑。

回顾往事，不免得出结论，即真正特别的事件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该事件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通信网络的到来意味着，某地发明、发现或应用的理念将迅速传播到其它地区并加以调整，无需等上数十年或数百年来到达大洋彼岸。

其次，全球运输网络的建成意味着，所有奇思妙想将在全球因地制宜、付诸实施并产生巨大效益。

再者，主要得益于全球通信和运输网络，职业发明家和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崛起催生了新的阶级——他们专注的不再是创造和应用一项发明，而是开发不间断的发明与创新工序。

由于这三项发展几乎同时发生，我们便取得了临界质量以及促成当前形势的连锁反应。但愿我们能够持之以恒，不因忽视激发这一连锁反应的重要性而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