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在我往来联系的圈子里，存在着一种近乎普遍的共识：美国货币当局犯下了三个促成并加剧本次金融危机的严重错误。人们在谈及这一共识时几乎总不忘附上说上一句：至少从保罗·沃尔克时期开始，美联储的主席们就已经干的不错了。另外，我们作为从未担此重任的旁观者应该明白，如果换作我们，错误将会更加严重。但无论如何限定，人们还是共同认为美国决策者们在下述三个时期中犯下了错误：

·    当决定在影子银行部门的杠杆与补偿计划问题上回避了基于原则的管制，并允许其成长壮大，那时他们相信政府为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的担保已足以令我们高枕无优；

·     当我们遭遇麻烦后，美联储与财政部决定对美国国际集团（AIG）进行国有化并偿付其债务，而不是选择向其同行提供援助之手，这令当时的金融家们相信他们在战略上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    当美联储与财政部决定听任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此举是为了试图让金融家们得到教训——资本状况糟糕的银行是不是没有风险的，人们也不应当指望政府将自动地向他们伸出援手。

然而还存在另一场活跃的争论，也就是是否存在第四个重大错误：2001年至2004年期间，艾伦·格林斯潘决定下调并维持美国国债的名义利率，使其处在很低的水平，以此试图保持经济体的近乎充分就业状态。换言之，格林斯潘是否应该将利率维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给过热的经济降降温，以避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增长？

格林斯潘认为，一旦利率上调，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丢掉饭碗，这对大家都无益处；而如果利率被允许下调，就会增加房地产行业的就业机会，建好的房屋又可以销售给那些收入来自于建筑领域的人。

格林斯潘认为，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充分就业就比高失业状况好。若是泡沫发展，并且若其不是缩小，而是崩溃，产生导致萧条的风险，美联储也将拥有阻断这一链条的政策工具。

从事后看，格林斯潘错了。但问题是：格林斯潘当时是否做出了一个有利的选择？在未来的任何时期， 当美国发现其又一次置身于2003年那样的境遇时，它是否应该试图保持经济的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即便这样做会冒一定的泡沫增长的风险？

我真的不确定在这场争论中该站在哪一边。央行的银行家们早就承认，如果追求充分就业的后果是出现通胀螺旋的话，降低利率之举便有失慎重。我觉得在未来某一天，他们必定还会同意另一句话：如果追求充分就业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的话，降低利率同样有失慎重。然而，我觉得在其他时候，即便当我们已经对经济结构掌握了额外的信息，格林斯潘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做出的决策仍然是慎重的，并且将我们导向了一个有利而合意的方向。

我知道的只是，这个问题往往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被提出。人们宣称格林斯潘时期的美联储“激进地将利率推至自然水平之下。”但什么是自然水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将之界定为：利率处于这一水平时，在整个经济体范围内，意愿投资与意愿储蓄持平，这意味着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产生的消费者价格、资源价格或工资水平的上行压力不会出现；同样，也不存在当供给超过需求时产生的各项价格的下行压力。

依据维克塞尔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最好的，实际上也是我唯一所知的。）在本世纪早期，市场利率只能算是高于自然利率水平：当时的威胁是通货紧缩，而不是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自然利率之所以低，是因为正如美联储现任主席本·贝南克当年解释的那样，世界正面对全球性储蓄过剩（或者说全球性投资匮乏。）

你可以提出格林斯潘在本世纪早期的政策是错误的，但你不能说他激进地将利率推到了自然水平之下。与其这样，不如说格林斯潘的错误在于（如果能被称为错误的话）他未能支配市场并激进地将利率推到其自然水平之上，那样做将会加深并延长自2001年开始的衰退过程。

不过今天我并不认为格林斯潘未能将利率调至自然水平之上以造成高失业率、但避免抵押融资泡沫的出现这一点是一个错误，有太多其他的错误使得我们如今面对的灾难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