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

正如俗话所说：当潮水退去之后，你就能发现是谁在裸泳；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没有几个国家如墨西哥一般，在退潮后竟是如此一丝不挂。墨西哥遭受了占其GDP8%的经济收缩（这一比例位居整个拉美地区之首）；同时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的位次也正在下滑，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他国；而投资评级机构也降低了对该国的评分；此外，受产量大幅下降的影响，墨西哥还面对着石油收入减少的前景。

根据近期的官方数据，在墨西哥一亿零四百万总人口中，有501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750万人甚至没有足够的伙食费用。这样，一个成功造就了卡洛斯·斯利姆（据估算，他是全球第二大富豪）的国家，也创造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每天仅依靠两美元维持生计之人。长久以来，墨西哥一直以拉美地区的领头羊自居；但如今，智利、哥伦比亚以及崛起中的地区大国——巴西，正逐步将墨西哥甩在身后。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石油对于墨西哥经济起到了救生衣那般的作用。经济方面的扭曲被它遮蔽；由于现状得到了它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历届政府也得以将需要进行的结构改革一拖再拖；在新兴市场的汪洋之中，由于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的支撑，墨西哥无需比其竞争者游得更快、更有力，便有能力悠然浮于水面之上。

不过如今，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的产油量正在直线下降，该国开始面对一些原本为石油鸿运所遮掩的严酷真相：该国政府已变得过于依赖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并因此在深化及扩展税基方面鲜有作为；而且该国制造业领域也已日渐难以脱离由美国所驱动的出口需求，民众也变得过于依赖由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所寄回的汇款。

于是，全球金融危机将墨西哥经济在创新、促进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提供社会流动环境方面的无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我们既不能将错误完全归咎于费利佩·卡尔德龙总统所采取的、怯懦无力的反周期措施，也不能将它统统算在墨西哥社会政策、制造业出口下滑或美国金融危机的头上；墨西哥在实现加速前进的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问题，还存在于其他方面。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其罪魁祸首通常似乎被认定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糟糕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由于派系分化严重、而几乎不可能在立法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政府。不过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一套有着太多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维护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历届政府都将保持社团主义者忠诚的优先性，置于推动经济增长之上；它们对受恩庇者获得利益分配这一点的强调，也胜过对企业家创新以及造就公平经济舞台的强调。

墨西哥深陷由寻租者和经济增长关键领域（这包括电信、能源、运输以及金融服务等产业）内的垄断者所构成的密集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运作于政治恩惠、官商合谋、规制俘获以及特权维护（即政府为公共领域的行业联盟赋予特权，后者则以政治上的支持作为回报）的基础之上。

正如由杰出经济学家桑迪亚戈·李维与迈克尔·沃顿合伙编著的新书《不平等，无增长？——不平等，利益与竞争》中所指出的那样：既得利益者能够阻碍那些原本可以提高经济体生产率与效率的变革。在墨西哥，有太多如饥饿鲨鱼一般的联盟成员、垄断者和官僚，他们习惯于以石油收入为生，并侵吞由墨西哥所创造、但却未按平等而民主的方式为国民所共享的额外财富。

可悲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并非卡尔德龙政府及其前任文森特·福克斯政府的优先事项。太久以来，政府官员都只是通过那些试图确保政治稳定的微小改革，来对墨西哥的经济结构进行小修小补，但这些措施并未清除更大的创新与竞争力所遇到的关键障碍。

其结果已变得日渐清晰，也令人愈加痛苦，它们包括：一个在本次全球危机中、所受创伤较其南部邻国更甚的经济体；一群并不习惯于竞争、而只知寻租的商界精英；貌似无人有政治意愿加以瓦解的公共与私人垄断组织；以及任由公共资源被生产力低下的联盟所吸收、从而阻碍生产力提升与增长的社团主义协定。

本轮危机业已证明：墨西哥不能无视其赤身裸体的状况、继续漂浮于水面之上。该国需要对这一经济体与政治体系（在其中，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已成为改革的“拦路虎”）之根基加以重新思考。否则当浪潮再起之时，墨西哥将身处鲨鱼遍布的水域中，为求生而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