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面临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世界经济的能动本质并没有改变。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样应对衰退，而是怎样维持今天全球经济的繁荣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流动。鉴于世界经济预期将持续快速增长，我们将面临极佳的投资机遇，但是这只有在资本能够继续流入能够富有成效地使用它的国家的情况才能实现。

好消息是有些国家拥有庞大的储蓄，它们想把这些储蓄投进其他国家，并且不为市场短期摇摆所动摇。事实上，我们的推测显示，流入新兴市场的总资本额将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4000-500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和2008年的8000-90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预期将在不远的将来达到1万亿美元的高峰。

从事后来看，1997-1998年间薄弱的银行监管和公司治理加剧了经济紧缩的程度，随后带来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滞”。但是这对今天的中低收入国家面对资本的洪流应该制订怎样的资本账户政策到底有什么启示呢？

一个金融体系还很薄弱的国家应该简单地拒绝资本进入吗？当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困难，各国还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对资本流入开放的程度。

但是资本控制并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的唯一变量。证据显示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和政治机构的质量，在决定一个国家可以吸引多少资本的问题上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国家从金融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呢？

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门进行的一项研究用过去30年的数据来评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传达了两条信息。首先是，如果某个国家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和机构质量低于重要门槛，就应该对外部的金融自由化保持谨慎。换句话说，除非你已经会游泳了，否则就不要跳进河里。

其次是谨慎是有代价的。金融开放从其自身而言可以促进基础建设的完善从而强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资本控制不管在平息多变的资本流动所伴随的风险方面有怎样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要付出代价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游泳。

第一条信息会引起那些相信10年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某些国家在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向某些类型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外汇债务开放所带来的沉痛教训的人的共鸣。他们认为各国应该首先加强它们国内的金融部门和企业治理，然后再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即便资本控制依然能够把一个国家与金融全球化的力量完全隔绝开，这样的目标也不是人们所期望实现的。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非债务资本流动开放可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带来经济危机。这对于那些同时拥有相对薄弱和强大的基础建设的国家尤其如此。

因此结论就是尚未达到相对“安全”的门槛的国家对于解除资本控制应该保持谨慎，但是对于达到门槛的国家则应该尽量掘取可观的净利益。后者回过头来又可以极大地刺激国家去解决机构存在的缺陷，以便它们可以挖掘外部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潜在利益。

当前存在的最大的担忧就是资本正在流入许多对于它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不闻不问的国家。在新兴市场存在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与1997年时相比是巨大的变化，当时大部分新兴市场存在赤字）。事实上，几个大的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出口国在我们可预见的很长时间内都会有可观的盈余。

这些资本必须被投到其他地方去。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不是在“向上”流入发达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其周围”流动，流向了其他新兴市场以及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每个国家都真的准备好接收如此庞大的资本以及小心地应对它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了吗？

今天的风险并不是即将到来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如果得不到很好的管理，就会积聚起越来越高的脆弱性。所以危险就是，很难说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当这场盛宴结束时就需要做一大堆的善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