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近反对有可能增加雇主解雇年轻工人自由修正案的抗议浪潮是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希拉克总统为了平息抗议不得不撤回那一条款，而提议用雇佣补贴来降低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德国正在实行相关的有针对性的工资补贴。

主张更大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人们坚持说，付钱给雇主们来雇佣年轻人不得其法。他们认为，如果允许雇主们更为容易地解雇工人，那么他们就会更愿意雇佣员工。但是，这一方法的局限性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既不会消除失业，也不会把处于边缘的低端工人们转化为具有高生产力和高工资的雇员。如果法德两国拟议中的补贴存在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并非没有必要，而是力度不够。

在西方先进经济体中，所有年龄段的许多人实际上都被排除在正式工作之外。在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实在过低，以至于如果他们的情况不是太过悲惨的话，他们就觉得干一份工作时间太长是一件情感上很困难的事情，或者他们变得意志消沉、心猿意马而无法成为称职的雇员，或者最低工资法律使得遵纪守法的雇主们无法支付得起给他们工作。在欧洲，劳工协议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法律将这些人排斥在就业大门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工人失去了大多数正规工作所提供的参与和个人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的机会被剥夺反过来又造成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包括犯罪、暴力以及依赖性。后者的病状随后成为民粹主义攻击自由企业制度的武器，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繁荣则要求实行这一制度。因此，包容在自由企业之中并且由此获益、而肩负排斥社会成本的人们应当愿意付钱来补救这一局面。

最佳的补救措施就是为低工资就业提供补贴给雇佣全职低工资工人的雇主，并就该雇员的公司工资成本加以调整。工资成本越高补贴越低，直到为零。有了这样的工资补贴，竞争性力量将会让雇主们雇佣更多的工人，而随之而来的失业率降低将会让大多数补贴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力补偿形式支付。人们只有从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也就是那些让雇员们认为值得为此付出劳动的工作才能从补贴中获得收益。

在理想的情况下，补贴将用于雇用所有年龄组的工人。但是，目前讨论的计划首先着眼于年轻最轻以及年龄最大的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某些人仍然认为工资补贴是一种福利。但是，这些补贴同社会援助和社会保险项目迥然不同。尽管这些项目在欧洲和美国根深蒂固，但是，工薪阶层穷人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边缘地带。实际上，社会开支由于降低工作激励、造成依赖性文化以及游离于商业经济之外以及破坏劳动力参与、就业能力以及雇员的忠诚度而将问题恶化。当务之急是通过提高最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而加大就业和增加工资。

某些人指望自由市场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决问题。但是，仅仅是市场力量不大可能解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早期以来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市场排斥水平。返回某种正常程度包容的可靠趋势，众人对此笃信不疑，但是，却并不牢靠。的确，大多数衰退得到逆转，正如大多数繁荣结束一样。但是，“正常”本身的含义就是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许多人主张，任何形式的补贴都不应当予以支持，部分原因是即使不再需要它们，取消这些补贴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根据这一观点，支付给某一生产力要素的总体工资不应当超过其边际生产率，这样，应当通过税收激励来推动所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正如二十世纪早期理论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某一国家多样化的劳动力合作和交流提高每个人的生产效率。除了单个人才独立产出的东西之外，经济合作可以让人们互惠互利。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后来正是在这一洞察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社会可以让自由市场分配这一成果，或者实施干预来把成果转向最为弱势的群体，这样，某些人得到的要比他们的边际产品要多，而另一些人则要少。由于最为没有技能的工人面临降低其工资以及侵蚀其就业能力的道德问题，因此，通过鼓励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以及就业补贴将互惠互利重新分配给他们是不无道理的。而且，与税收激励所不同的是，工资补贴仅仅针对低工资工人的就业。

欧洲和美国都必须在促进低工资工人的包容上更进一步。良好的经济不仅仅维持不断增长的产量和国民收入，还确保其参与者自给自足以及实现其潜能的能力。可持续的低工资就业补贴是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公平而又高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