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欧元的出路似乎越来越窄，要么在绝望里苟活，要么在混乱中崩溃。但是，更大胆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是有的，过去多元货币制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

欧洲当前政策裹足不前，其所带来的威胁怎么估量都不过分。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政策分歧令美国的政策陷入瘫痪，纽约和芝加哥两地的联邦储备银行在货币宽松（当时通过在公开市场购入证券来操作）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如今，德法两国习惯性的政策争议也造成重大的不确定性，其潜在破坏力更甚于当初。

每隔几个月，欧洲各国政府就会搞出一套新的天才的方案，试图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于是金融市场在一种狂喜中反弹一天（有时甚至只有几小时）。但怀疑情绪迅速卷土重来。看起来没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货币联盟的有效运作所亟需的财政一体化，如何能在一个可操作的时间框架内得到实现，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

欧洲人应该回顾历史，过去的危机往往催生过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间，欧洲货币系统（EMS）的持续危机，看似会让欧洲一体化列车出轨。最初认为是一个国家（意大利）的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推倒了其他国家的汇率：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到了1993年7月，连法国都摇摇欲坠。当初就跟现在一样，关系到欧洲的未来。

布鲁塞尔的深夜谈判最初拿出的方案看起来有害无益。把EMS波动区间大幅扩大至中间价上下的15%，乍一看只会让单个货币更加孤立。但这一举措也消除了单边下注的条件，令投机性攻击无处发力，从而消解了不确定性的动力。

当前，同1993年的举措相当的方案是，欧元区全体成员国坚守欧元，同时允许某些成员国（原则上是任何成员国）在必要时自行发行货币。一旦有国家这样做，它们可能会发现，新货币会以严重打折的方式被交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近就是这样干的，在融资无门之时，加州政府发行了欠条。

有关国家巩固信用的努力是否成功，便可以根据新货币的汇率来评估。如果目标达成——财政趋于稳定，经济恢复增长——其本币的打折程度就会收窄。就像在1993年之后，法国法郎最初贬值，然后又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回归正常汇率区间。

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不需要对银行资产或负债进行重新计价。因此，它可以避免一些更激进的方案所必然遭遇的多重法律挑战。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打折幅度不收窄的情况，那样的话两种平行货币就会并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货币联盟大讨论的时候，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共同货币可以不是“单一”货币。那并不仅仅是20年前的一种理论空想，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可能性。

事实上，两种货币并存形成稳定格局的情形不太可能出现。在1870年金本位确立之前，欧洲曾有好几个世纪实施双金属本位，金银货币并行不悖。每种金属有其特殊的铸币。这种体制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不同的铸币被用于不同的目的。高价值的金币被当做大额交易和国际贸易的计价标准。低价值的银币则用于日常交易，包括支付工资和租金等等。莎士比亚就把银币成为“人与人之间苍白而庸常的仆役”。

在这一系统中，银币相对于金币的贬值将压低实际工资，提升竞争力。近代早期的意大利纺织工人发觉他们的银币工资缩水了，而他们的产品仍然在国际奢侈品市场上保持坚挺的金币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理论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双金属本位制比单金属本位（金本位）制具有更大的内在稳固性。

如今，引入一种类似近代早期双金属本位的调节机制，有助于降低希腊的工资成本（以本国货币支付），因其以打折方式交易。这就是今天的银币。

与此同时，欧元相当于今天的金本位。保证其币值的仅需现存机构即可——欧洲央行、各国国家银行，用不着建立新的机构。在这种意义尚，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地位相当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当年奉行单一金本位制的国家。

国家和国际货币并行的方案看似奇怪，违反直觉。但它是可以实行的，也曾经实行过，而它眼下最大的作用，是可以满足对稳定性的极度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