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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复苏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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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3

米兰 ——

目前,人们很难对美国持有乐观的看法。虽然凭借着在本轮危机中获得的关键性政府援助,美国的金融部门已经走出了低谷(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复苏),但美国的实体经济却仍在与高失业率、沮丧的失业人群以及受到重创的资产负债表苦战。

因此,美国公众与国会感到愤怒一事并不令人诧异,这种怒火的焦点便是金融部门不明智的巨额奖金。这导致迄今为止,规制改革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威胁削减美联储的独立性,二是对奖金征税。

其中第一种想法很糟糕;后一种想法或许在政治上势在必行,并且在财政意义上也有些许益处,但对承担风险而言,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效果却存有争议。不过,人们更加需要的种种结构性改革(比如限制杠杆、遏制金融系统将风险周期性地加诸于实体经济与公众财富之上等议题),被拖延许久后方才进入到实施阶段,而且它们能否最终成为法律,目前还难以预测。

平心而论,由美联储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提出的新规则是个不错的想法,这种规则将对金融中介业务与自营交易业务进行分离;若辅以更高的银行资本要求,则它将能减少各种信贷渠道同时破产这一幕再度上演的几率。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充分,对冲基金同样也能使整个体系失去稳定,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衰败便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也需要给这些机构制定出独特、却也明确的杠杆限度。

美国民众与政治家都已因为医疗改革一事而出现了深度的内部分歧。无论林林总总的提议各自有着怎样的优点与缺陷,这种分歧都使得政治进程中的两党色彩大为减弱,而零和的一面却不断凸显。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使其他改革陷入危机之中。

我们或许会认为,在一场植根于不断加剧的结构性失衡与难以持续的需求增长模式中的险恶危机之后,人们将会发起一场严肃且持久的争论,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快速演化的全球经济背景之下,我们为了重获长期增长,并重新创造出富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应当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但现实中这场争论却并未出现,这使人既深感疑惑、又心存不安。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经济已经丧失了活力,事实远非如此。不过从长远来看,要想维持美国经济的活力,则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方面,制定出高瞻远瞩的公共政策并进行相应投资,以此来为私人部门的强大创新能力提供支持。

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相信经济的活力几乎完全蕴藏在私人部门之中,而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不阻碍私人部门的发展;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它通常做不到,而且这种做法的风险也大于它所能带来的收益。

美国这种负荷过多、过于关注国内事务且部分陷入瘫痪状态的政策议程,将意味着它无法对那些需要合作与妥协的全球性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这其中就包括了国际层面的金融改革。缺乏合作的话,那些旨在推动增长(或至少不阻碍增长)的货币政策,将有导致金融部门的扭曲与失衡状况卷土重来的危险。关于全球需求在中期内重获平衡、并得以恢复的话题,正在二十国集团内部得到探讨,不过它还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从政策和投资这两个角度看,中短期前景又一次充满风险。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将会采取防御措施,其中的某些措施尽管从整体上看,会使增长前景稍显暗淡,但它仍将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比如更好地利用国内市场,使其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更为重要的是,本轮危机凸显了高度依赖于外国资本一事所具有的风险;加上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这可能会使风险厌恶心态大行其道,而这种厌恶心理又会放缓、甚至完全扭转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并有可能减慢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

以一种处理起来难度较小的议程(这种议程应聚焦于更加贫困、更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中的多哈回合,将是一种令贸易重获增长的良好方法。但是在一个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对于贸易自由化努力所抱有的情绪显然是负面的。

美国经济再度增长并重获平衡一事极其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会对全球增长产生效果,也因为它是应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与挑战的基础。然而目前看来,人们尚未着手创造这一基础。

在发达国家之外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世界将会重返危机前的状况,一个稳定的美国将在其中充当最终的借款者、贷款者与消费者;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在本轮危机前的增长,是部分建立在一种难以持续的结构基础之上的。

重返先前那种模式既不太可能、也并不明智。尽管我们能够实现相对较快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结构,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如果可能的话)这种情况将会在一个其结构特征和规制特点与当前模式之间有着根本差别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成为现实。坐待发达国家校准航向,由此我们便可全部回归传统模式的观点,既不是一种好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值得下注的选项。

协调一致的结构重塑与政策制定才是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但当美国这个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正在关注其他议题之际,上述行动并不容易实施。

迈克尔斯宾塞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兼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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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NFO

Michael Spence,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cademic Board Chairman of the Fung Glob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is latest book is The Next Convergence –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www.thenextconvergen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