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剑桥——就在40年前的7月，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着手修复中美两国间长达20年的外交裂痕。而那次访问以及随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都意味着冷战中的一次重新结盟，从此双方摒弃激烈对立，成功联手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行动。

如今苏联早已灰飞烟灭，而中国却在不断膨胀。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应当立刻采取政策进行遏制。事实上许多中国官员也认为这就是美国的现行战略。但这些人都错了。

毕竟在美国对苏联的冷战遏制过程中，双方基本不存在任何贸易往来，社会间接触也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国不仅与中国有着巨额双边贸易，还具备广泛的社会接触，其中包括12.5万名在美国各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随着冷战结束，基辛格访华所引入的遏制苏联计划已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而两国关系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跌入冰点，以致克林顿政府只能另辟蹊径。

当笔者在1994年为五角大楼制定的《东亚战略概述》（East Asia Strategy Review）担任顾问时，我们提出了反对遏制中国的两点理由：首先，如果视中国为敌，那么我们就注定在未来收获一个敌人；倘若待中国为友，虽无法确保一定能建立友谊，但至少保留了取得更加良性成果的可能性。

其次，除非中国采取类似苏联在二战后的那种恐吓策略，否则难以说服其他国家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列。只有中国自己动手犯错才可能引发其他国家遏制中国。

克林顿政府没有选择遏制，而是设计出了一种名为“融合，但包围”（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里根在与苏方签订战略协议时采取的“信任，但监察”（trust but verify）策略类似。一方面，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接受中国商品和访问人员。另一方面，1996年4月签订的克林顿-桥本宣言确保美日安全条约能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一项冷战遗产。

克林顿同时也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下着手与印度改善关系。随后小布什政府继续改善双边关系，并将中美经济对话进一步深入和常态化。其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公开表明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而走向崛起。这一政策也在奥巴马政府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将两国的年度经济磋商议题扩展到安全事务方面。

正如笔者在拙作《权力的未来》中所提到的那样，二十一世纪所发生的其中一个权力转移就是亚洲的复兴。在1880年，亚洲拥有占世界1/2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到了1900年，欧美地区的工业革命将亚洲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压低到只剩20%。而预计到了本世纪中叶，亚洲将重新恢复1880年的辉煌。

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可喜的进步，数亿人将因此摆脱贫困，但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某种恐慌情绪，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威胁。

这些恐慌其实过于夸张了，尤其是考虑到亚洲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平衡的现状。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被中国所操纵，因此也乐于接受美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而除非中国能发展出自身的“软实力”，否则其不断膨胀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将更可能引起其他邻国的恐慌，并随之结成联盟予以制衡。就像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结盟共同抗衡美国一样。

由于中国经济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后迅速复原并回复到10%的年增长率，有些中国官员和政策评论员都敦促政府采取某种更为自信的外交政策以展现自身的新势力。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而危机则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于是中国一方面开始加紧对南中国海的领土诉求，另一方面也逐渐升级与印度的长期边界纷争。而这些举动的后果就是过去两年间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走向恶化——这也为美国那条“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提提供了绝佳的注脚。

但仅仅将目光放在美国战略的“包围”方面是不全面的。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获益良多。没有这些合作，一个国家是无法独力策划和应对包括全球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打击网络犯罪或者抗击传染病等事务的。

而如果实力就是确保实现某些人制定的目标的能力，也必须牢记有时实力会在与他人合作（而非施加于他人之上）时变得更加强大。一个21世纪“巧实力”战略的重要部分也不应被遏制的想法所占据。须知当基辛格在40年前飞抵北京的时候，他带来的可不仅仅是一场冷战的转变，还迎来了一个中美合作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