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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文化

by 罗伯特 席勒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要推动创业。尽管大多数初创企业者能力有限,但是每个小公司就是一个实验,大量的实验对偶尔产生一个可以改变国家经济的公司十分必要——这种必要程度甚至上升到了国际高度。简而言之,创业是一种孵化器,也是取得长期经济胜利的根本所在。

在说明各国创业水平的不同时,人们如今把许多注意力放在国家态度和政策上。但是就算在某一个国家,创业水平也有显著的差别。据说上海人比北京人更具创业精神。乌克兰Kherson的人们就比基辅的人们更愿意创业。

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Mariassunta Giannetti和Andrei Simonov说明了瑞典各自治市创业水平的差距之大。他们将创业者定义为那些他们所掌控并在其中工作(至少业余时间)的公司中获取收入的人们,并且他们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289个城镇中,创业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差别显著,范围从1.5%到18.5%。

这些差别能够告诉我们些有关于创业事业的什么呢?

国家级别的政策改变并不能解释Gianetti和Simonov所发现的差别的原因。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集中化的工资确定协议被终止,瑞典政府削减了个人和公司税率。结果国内创业行动的水平翻了一番,但是各个自治市之间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呢?

文化差异看来能够解释大部分原因:宗教和政治能够为这些自治市彼此之间约一半的差异做出解释。如果那些自治市的人口拥有高比例的曾为瑞典教堂成员的(2000年以前一直是瑞典的国家教堂)养老金领取者以及高比例的右翼支持者,它们就会倾向于拥有更多的创业者。

除此之外,一种反馈机制看来已经生成:拥有更多创业者的自治市将会孕育更多的创业者。一旦创业文化得以植根,当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经商并开始感到被其吸引的

时候,它就作为一种典型在当地蔓延开来,即使它并没有立即产生一定的盈利。

实际上,Giannetti和Simonov发现,那些创业水平高的自治市中的创业者收入高于那些在低创业程度的自治市的。同样地,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初始工资和工资增长率都比他们做雇员的时候要低。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起更好的经济机遇( 创业方程式中的“供方”),导致创业水平的不同更多是由于文化差异(创业方程式中的“需方”),它将创业变得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利益。

这种假设受到Giannetti和Simonov的支持,他们认为各自治市创业者的社会影响力也许能解释创业水平的差别。在某些自治市,创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论他们是否已经获得成功;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却遭受蔑视,其他的职业却更受尊重。

 “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并不新颖。在社会学家Michèle Lamont的著作《金钱、道德和礼仪》中,她比较了“成功”在法国和在美国的定义。她采访了这两个国家的人们,并问他们如何才算一个“有价值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她在问人们对于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看法,以及他们个人对自我定位的想法。

Lamont的研究证明了美国人以生意成功的传统智慧为重,而法国人则把文化和生活质量看得更重。同样地,对“爱钱如命”的商人以及挣钱竞赛的公开轻视在法国比在美国表达得更为明显。

但是,尽管Lamont将焦点放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别之上,她研究中最为有趣的一个发现却是法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别。她将位于法国中心的奥弗涅大区首府Clermont-Ferrand与巴黎作了一番比较。奥弗涅居民由于相对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向来以吝啬苛俭闻名,尽管他们近来已有显著进步。

Lamount发现巴黎和Clermont-Ferrand的人们都倾向于对“贪婪积财”的行为表示轻蔑,但是Clermont人重视“简单朴素、实用主义、勤奋工作和坚定的决心”,而巴黎人则更注重“潇洒与显赫”。她得出结论,“Clermont人在很多方面比巴黎人更为接近Hoosiers(居住于美国印第安娜州中西部居民的称号)”。她的证据显示,比起巴黎,Clermont-Ferrand本身对发起小买卖更有需求。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各种当地文化的混合体,这种当地文化在如何激励人们并塑造他们的个人人格同一性方面彼此存在差异。在这些文化中,有关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以及价值观方面的不同定义也许揭示了创业水平参差不齐的诸多原因。

经济学家和其他人通常会将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并把国家态度和国家政策看作鼓励或抑制创业的主要因素。但是事实上,创业是否能够在全国取得胜利取决于当地文化的进化演变以及当地文化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只要反对创业的经济障碍被取消,创业就能够在任何国家文化适宜的任何地区生根发芽,并能够自给自足地成长为具有国家意义的项目。

罗伯特J·席勒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证券研究有限公司主席,著有《非理性繁荣》《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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