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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and Peace by Shlomo Ben-A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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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Cultures by Ian Buru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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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smen's Debate by Castaneda, Haass, Roc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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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y of the Global Economy by J. Bradford DeL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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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bel Realist by Joschka Fisc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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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m Then and Now by Harold Ja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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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acemaker by Richard Holbroo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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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rning by Bjorn Lom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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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Observer by Dominique Moi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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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ght and Right by Joseph S. Ny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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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in Motion by Chris Patt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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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s to Prosperity by Dani Rodr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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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bound Economy by Kenneth Rogo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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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Justice by Jeffrey D. Sac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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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by Roubini, Shi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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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s of Life by Peter Sin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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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by Feldstein, Si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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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ssent: Un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by Joseph E. Stiglit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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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Current by Robert Skidel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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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India by Shashi Tharo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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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Wave by Naomi Wolf |
长命百岁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医学和经济进步使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些科学家称，人类平均寿命能在本世纪中叶能达到90岁。但是如果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怎么办？如果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更长的寿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寿命延长计划中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会长寿。如果医学进步让人失望，或者被新出现的威胁和危险所抵消，到本世纪中叶，生命期望值或许也只不过能达到80岁——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如果我们为更长的寿命做好准备，而它却中断了，我们就会浪费大量珍贵的经济资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为更长的寿命做足准备，许多老年人就会陷入贫困。
任何国家的经济总方向都取决于寿命长度。大量的老年人将意味着许多人要生活在某些特定地点，寻求某类住所，消费某种服务。能获得成功的公司类型、建筑楼房的种类、以及需要何种研究和发展全部依赖于人口需求统计。
全球经济亦是如此。杰里米·席格尔（Jeremy Siegel）在他的2005年新书 《投资者的未来》 中说道，各国不同的寿命长度将与参差不齐的财富水平相互作用，形成决定各国 内部 经济关系中的主要因素。从本质上来说，贸易流量取决于寿命长度，那些预计将来会出现相对较多老年人口的国家应该现在实行贸易盈余，以后实施贸易赤字。
退休人员需要生活年金——一份在他们有生之年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合同——以防止他们的财产不够他们长寿生活的风险。如果没有长寿风险——即，能获知每个年龄可靠的死亡可能性数据——退休金基金就能将很多人的资产按照不同的到期时间投资，每年付出正正好好的数额，这样就很容易向他们发放生活年金。
但是退休金基金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人们的平均寿命比预期的要长的话，他们就存在资金耗尽的风险。对那些60岁退休的人来说，活到80岁和活到90岁的差别是很大的：若是后者，他们的退休金就必须为多出的50%时间付钱。结果，私人公司不愿意提供较高比率的生活年金，因为他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肯定他们能够履行承诺，除非他们的资本异常雄厚。
幸运的是，金融市场正开始分析长寿风险。2004年11月，欧洲投资银行（EIB）和私人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一起宣布，他们将合作发行世界首张长期寿命债券。该债券以25年为期，每年根据2003年英国和威尔士65岁男性在此后规定年份仍在人世的人数百分比（数据会有轻微滞后）乘以五千万英镑的数量发放金额。例如，如果有80%的男人在债券发行十年后依然在人世，债券就要付出四千万英镑。如果只有40%的男人二十年后依然活着，债券将付出二千万英镑。
法国巴黎银行希望能把债券和英国的退休金基金放在一起，但是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未得到全面赞成。大多数有意向的购买者做决定很慢，因为受信托人、基金管理层、咨询顾问和雇主赞助商必须都对此感到满意，认为这个新概念与他们的信托职责相一致。此外，还不确定EIB是否能够从再保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以帮助他们控制发行这种债券可能出现的风险，因为再保人还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全面防范相关的风险。
长寿债券的缓慢启动从根本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真能减小长寿风险的影响吗？如果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长寿风险的影响，那么不管长寿债券是什么价格，从逻辑上来说，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合同的同一方——所有的购买者一个价格，而发行者另一个价格。没有区别就意味着没有市场。
但是，事实上，长寿风险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人寿保险公司、医药公司、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企业，以及退休房地产投资者将都能从寿命延长中获利，然而既定收益退休金计划和年金的提供者将遭受损失。与那些寿命更长主要意味着留给儿孙的财产缩水的人相比，长寿给不太富有的个人带来的威胁更大。事实上，在下半个世纪，出生率高的国家将比出生率低的国家遭受更小的长寿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大型且高流通的长寿市场，这样这些不同的群体才能创造性地分担彼此的风险。实际上，创造这样一个市场是我们能为分析长寿风险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够发现长寿风险的真实价格，使大量有关长寿的商业决定更具效率。
事实上，长寿债券的价格行为毫无历史可循，因此发现他们的购方和售方、寻求能理清市场的价格还需要一些时间。尽管时至今日还只处于试验阶段，长寿债券最终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罗伯特J·席勒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政权研究有限公司董事，著有《非理性繁荣》和《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05.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张菁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