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立法者以及其他组织经常对临床研究违反人权以及违背伦理提出关切。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在巴西的一项研究中，让100只可能携带霍乱的蚊子叮咬人体实验对象。一名法国医生在没有高危手术通常所需要的研究情况下进行了换脸手术。一名18岁的研究对象在一个基因治疗试验中死去，在他死后发现了大量临床试验漏洞。

仅仅在几个月前，在伦敦的一项临床试验中，首次服用一种药物导致六名人体实验对象身患重病。两名志愿者死亡。这些志愿者得到了几千美元来参与这一实验。

普通公众知道临床研究试验，但是并不知道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数量要远远大于临床试验。尽管某些与研究有关的死亡事例被大众传媒所报道，研究中的实际死亡数量要更高。由于缺乏有效的报告，甚至连监管当局和专家们都并不知真实的死亡数字和负面事件。

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然也就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医疗，结果就是人体研究对象数目庞大。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记录在美国或者世界范围内所有用于研究的人体对象遭到滥用的实际程度。我曾经估计，仅仅在美国就有超过两千万的人体对象，其中一半是药品试验。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数字可能超过五千万，大约一半用于药物研究。这些惊人的数字对我们的公民和政府而言是一个重大严肃的责任。

我们面对的首要伦理问题是由于大量的剥夺尊严、负面事件、伤害以及死亡而对毫无戒心的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实际伤害。大量受到伤害的都是穷人、没有文化并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某些人由于心理或者认知残疾而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同意的能力受到了损害，或者受到了胁迫、不正当的监视以及引发错乱的利益冲突。而且，当人体研究对象集中于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时，风险和利益分配的正义性就是值得怀疑了。

布隆博格市场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详尽报道最大的合同研究组织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某些临床试验的不合乎伦理的做法。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的实验对象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抱怨他们接受的药物的风险，就会把他们的身份告发给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只是一个事例。全球范围内对人体对象的保护系统要么不存在，要么残缺不全。2004年5月以来，欧盟25个成员国内所有的临床试验都必须遵守根据药品产业界的要求于2001年发布的欧盟指令。每个国家的监管机关都必须根据这一欧盟指令颁布各自的法规。

这一指令将欧洲的临床试验人体保护与美国的相一致。但是，在美国和欧洲范围内，这一系统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漏洞。例如，极为松散的不同伦理委员会保护人体实验对象。欧盟指令并不适用于社会和行为研究，而美国则并不管理由私人资助、并且与药品许可无关的研究。

监督链条以下部分中，研究机构应当“管理”他们自身的利益冲突，调查人员也是一样。但是，许多机构和调查人员在其所开展的临床试验中存有经济上的利益。大多数调查人员很少有伦理和遵守法规的培训或者根本没有。对此并没有强制性的教育。

美国的一些维权团体，例如由我共同创立的、十年之久的人权组织支持负责任的护理和研究公民协会（ www.circare.org ）提出了一项普遍使用的全国人体研究对象保护法案。但是，近期内基本不可能得到通过。

反对改革保护人体研究对象主要来自两种团体，也就是医药产业和大学。医药界的反对是由于狭隘的经济成本增加问题。大学反对则更为令人疑惑，因为遵守伦理符合它们的长久利益。

在以上两个情况中，有效保护人体研究对象应当得到更大的优先，从而为有限增加费用提供理由。这些增加可能会令临床研究的总体费用增加不到1-2％。如果这样的研究的确是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就不应当损害人体研究对象的安全、健康以及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