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1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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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的自由

发自纽约——在得到从北京赴美的官方许可之后,西方媒体将我的朋友兼同僚陈光诚称为一个飞向自由的盲人活动家。而对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陈光诚作为盲人的事实或者其家人对美国的造访,而是他秉承着一个普世人权的理想,但直到有一天中国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让他重归祖国,这个理想才算完全实现。

对中国来说,迫使我们这样的学者和异见分子流亡早有先例。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时,当时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我回到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运动,最终也在屠杀之下侥幸逃生并重回美国。

由于我的行为,中国拒绝更新我的护照。因此当我在2002年回国协助举行工人权益运动时使用的是朋友的护照。为此我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5年之久,其中一年半时间都是在单人牢房度过,不允许人探望,无书可读,连纸笔都摸不到。

中国最重在释放我的时候给我换了新护照,但条件是我必须回到美国。我曾三次试图回国,但每次都在香港机场遭到了拦截。

因此陈光诚事件也给那些希望支持中国异见分子人权抗争的人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必须同时支持我们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力。此外可以确定的是,当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社会把陈光诚这样的特定事件摆上桌面的时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中国领导人命令谈判者务必要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之前解决这个事情,因为她可能会在全世界媒体面前提起这个事件。这个指名道姓且羞耻的方式可比大多数观察家想象中更为有效。

而在与中国谈生意时,人权问题也不需要靠边站。对此有一个绝佳例子: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挪威2010年12月邀请异见分子刘晓波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奖的行为会损害中挪贸易关系。中国大声抗议,不肯放刘晓波去领奖,甚至威胁挪威说会产生经济后果。但就在同一个月,中国其中一家最大的石油企业却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一项钻探协议,也明确体现出外交上的紧张局面其实不会影响商业活动。

因此那些和中国谈判的西方外交人员自当无视中方低级官员的虚张声势,并将注意力放在信噪比之上,时刻牢记最终的决定将会由那些事实上对压力非常敏感的务实高层官员做出。毕竟,经济发展才是维持这个政权的最大希望,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指标。因此无论这些官员级别高低,他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国际贸易上惹麻烦。

奥巴马政府在支持陈光诚方面所做出的强硬承诺使事情发生了转机,也会在其他事件中产生类似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对中国人权的呼声中有必要感谢克林顿女士,骆家辉大使(Gary Locke),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纳(John Boehner),克里斯·史密夫议员(Chris Smith),法兰克·沃尔夫议员(Frank Wolf),南希·佩洛西议员(Nancy Pelosi),吉姆·麦克格文议员(Jim McGovern)和伊莉娜·罗斯-勒提南议员(Ileana Ros-Lehtinen),感谢这些人为陈光诚奔走呼吁。

陈光诚因为检举当地腐败官员而被判处4年零三个月徒刑。在他服刑期满之后,那名官员竟利用政府财政资金雇佣了200个地痞流氓,强行把他囚禁在家里,继续折磨他。

陈光诚困境的解决方案显示在人权方面的抗争能得到中国领导人和市民的不情愿的尊敬。此外,在中国这类独裁国家推动民主和人权将有助于提升其社会公平,经济生产力和长远的政治稳定,使这些国家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

虽然陈光诚安排了全家人赴美,但回国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是陈光诚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在医院与他讨论跟释放有关的问题。流放不是自由。对陈光诚来说,也对我来说,真正的自由航班就是一张回家的机票。

翻译:邹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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