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

“如此聪明的脑袋”里头装的却是“馊到家的主意”。这是已故的前美国参议员、二战以来美国政坛最犀利的人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形容印度的话，当时他是美国驻印度大使。这句对我祖国犀利的评语对美国与伊朗领导人相互扯淡的现状——看起来这一状况得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也适用。

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已经开始——欧盟高级代表凯瑟琳·阿斯顿（Catherine Ashton）已率先败下阵来——放下历史包袱、寻求缓和伊美关系是当务之急。双方之间的无端猜疑已使两国关系僵化超过三十年。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谈判是注定要失败的。

美国很不情愿接受伊朗的当前体制。伊朗领导人则在妖魔化美国，仿佛两伊战争（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朗）中数百万伊朗人被屠杀就发生在昨天。由于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要两国像美俄那样“重塑”关系几无可能。

两国间的争端话题无处不在，但就目前而言，伊朗浓缩铀计划是问题的核心。伊朗方面坚持认为他们需要核能用来发电。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遮遮掩掩使美国认定他们正在发展核武器。

毫不奇怪，由于美国对伊朗根深蒂固的猜疑，今年早些时候伊朗和土耳其及巴西间达成的协议——伊朗出口低浓缩铀换取燃料棒——对美国就变得“不可接受”了。事实上，经过两年的制裁、威胁、谈判，然后进一步的制裁和威胁，美国在能接受什么样的核计划方面仍旧语焉不详。

美国到底想要什么？“严厉制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说。但她马上收回了这句话，说这是说漏嘴了。不过一些美国参议员就没有那么谨慎了，比如来自南加州的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他说“伊朗……是核恶魔”，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将“远胜于（任何）冲突。”奥巴马执政之初曾给伊美关系改善带来曙光，但现在美国又回到“制止伊朗”的老路上去了。

当然，伊朗一再强调，自己履行着和不扩散条约（NPT）的义务，但它与自称巴基斯坦核武器计划“教父”、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核武器鼓吹者A. Q. Khan博士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使得它承诺可信度下降不少。事实上，美国一直认为“Khan关系网”是帮助伊朗开始自己核计划的推手。

不信任还有另一个源头：伊朗总统内贾德总是口无遮拦地抨击以色列。尽管伊朗核计划的源头要追溯到“开明”总统哈塔米时期（1997~2005）——伊朗结束主动暂停和浓缩项目也是在内贾德就任总统之前不就——但内贾德的言论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

关系恶化的不止美国。2005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伊朗“不遵守”和不扩散条约。2006~2008年间，伊朗三次受到联合国安理会裁决，制裁一次严过一次。但是，伊朗无视越来越高的经济成本，反应一次比一次强硬。

伊朗的不安全感至少要追溯到1953年，当时美国和英国官方密谋了一次军事政变，撸掉了伊朗首位民选首相、狂热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穆萨德（Mohammed Mossadegh），扶植法兹罗拉·萨赫迪将军（General Fazlollah Zahedi）上台。穆萨德的罪名是计划将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但是，在攫取伊朗石油、颠覆伊朗民主、破坏伊朗国家安全的过程中，美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伤害了伊朗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接着便发生了萨哈被驱逐、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伊斯兰革命、荒唐的美国外交官绑架案及其后卡特总统灾难性的军事解救方案、以及“伊朗门”丑闻——里根当局官员意欲通过第三方向伊朗出售军火，且所得资金被拨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

伊朗位于极度动荡地区的中心。伊朗什叶派的脚印遍布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脉的广大地区。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起着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在2001年，伊朗是被动支持打击塔利班的。

对这样一个国家，“不接触”意味着不采取任何政策。美国在与伊朗对话方面缺乏智谋，就像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美国与朝鲜的对话也一直没有进展，从最近的炮击时间看，以后也不太可能会取得什么成果。即使伊朗核武器对美国是“不可接受的”，奥巴马总统也应该公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诺贝尔和平奖头衔要求他这样做。

而对话并不是不可能的。作为印度外交部长，我就经常参与与伊朗的成功对话。伊朗或许是政教合一国家，但自1979年革命以来，其外交政策一直是理性的——如果不能称为温和的话。内贾德可能口无遮拦，但他的狂言背后往往有着值得深刻考虑和算计的东西。

伊朗顽固、骄傲、野心勃勃，有时甚至有些妄尊自大。但它亦视自己为容易受伤的国家。未经历伊斯兰革命的一代已经长大成人，面临着就业压力，而其领导人没能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获得一个能够体面的台阶——说到底，无非是通过与美国的历史性和解承诺获取一些实在的经济利益承诺，而不是奥巴马语焉不详的好处——其已被革命累得团团转的领导阶层可能就会顺梯而下了。这，而不是西方的指责和制裁，才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