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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波旁王朝”动乱时代

发自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有时候一国高层领导所看的书目可以揭示出他们的许多所思所想。而即将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一些官员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或许会让人有些吃惊:亚力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些领导人——也是即将于11月8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指定的权力接棒者——据传不仅自己拜读托尔维克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环境的分析,还把这本书推荐给朋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会传阅一本与社会革命有关的国外著作。

答案并不难找,很可能这些领导人已经凭直觉或凭理智意识到中国即将爆发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统治一样危及中共生存的危机。

焦虑的迹象已经清晰可见了。中国的资本外流现在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对中国百万美元富翁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有一半被访者想移民国外。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昂的时候,据报中国的最高领导候选人习近平与已故胡耀邦(政治改革家及中国民主人士的偶像)的儿子进行了会面。虽然我们不应对这样一次会面做过多的解读,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知道“天朝”正在失去安定。

某种政治危机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席卷中国的看法或许对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商业及政治精英——来说是个笑话,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强大而稳固。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是牢不可破的。但一些新兴动态——未被留意或只是被孤立看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前者正在逐步丧失信誉和控制力,后者却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和信心。

其中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独立公共道德权威人士的涌现,比如成功商人、受人尊敬的学者和记者、著名的作家和具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诚然,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拉拢社会精英的策略。但却有胡舒立(她创办了两本极具影响力的商业杂志)、潘石屹(一个直言不讳的房地产开发商)、于建嵘(社会科学家及公共知识分子)、博客作家韩寒和李承鹏以及吴敬琏(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并且一直保持着正直与独立。

利用互联网和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他们成为了社会正义的捍卫者。他们的道德勇气和社会地位反过来又帮助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以上千万的微博粉丝数量来衡量)。他们的意见往往能重新界定社会政策讨论的方向,使得中国共产党疲于招架。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发展趋势显然堪忧。它现在正把中国政治的制高点让给其控制不住的社会力量的自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垄断公共道德权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如今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岌岌可危。

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崩溃加速了这种失败。确实,中国共产党的缺乏透明,秘密决策以及弄虚作假经常意味着诚信问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系列的丑闻和危机——包括公共安全,黑心食品和假药,以及环境污染——已经彻底摧毁了它仅存的一点信誉。

其中一件事就是2008年的问题婴儿奶粉。官方对相关新闻的封锁(该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不仅导致了许多婴儿的死亡,也令中国老百姓更加不相信政府。在环境方面,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北京市民更愿意相信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报告,而不是本国政府的说辞。

对一个失去信誉的政权来说,要维护权力的代价是很高的——最终这种代价将令人无法承受的——因为它必须更频繁且严重依赖武力镇压。

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镇压所获得的收益是递减的,这是由于第三个革命性的发展:集体行动的成本明显下降。一个独裁政府只能靠分裂人民并遏制有组织的反对活动才维持统治。虽然中国共产党当前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但却几乎每天都面对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根据中国社会学家的估计,每天各地都有500场暴动、集体抗议或罢工发生, 数量几乎是10年前的四倍。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电脑用户的普及,现在要组织支持者和同盟也比以前要容易多了。

此外,日渐增多的反抗反映了公众意识到当局已经开始害怕民众的力量,当面对愤怒的抗议者时趋向于对他们的要求让步。在去年程度最严重的一些抗议活动中——广东乌坎的土地纠纷和大连、什邡和祁东对环境问题的抗议——政府都让步了。

如果通过镇压来统治不再可行,那么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就得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担心了。随着该国无声的政治革命继续展开,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留意到了这些迹象,还是企图维持一种像法国君主制一样无可救药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