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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不可持续的胡说

纽约—要是乔治·奥威尔还活着,看到如今游说集团各打各的算盘、数不清的钱被驶向“可持续发展”的诱人前景牢牢套住,他一定会感到既惊且怒。事实上,联合国的里约+20可持续发展会议是一次所有人各自争利的会议,许多人对里约地球峰会的主要遗留问题——气候变化等重大环境问题根本不关心。

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和工会游说集团想方设法将“体面工作”加入到里约会议的七大主要议题中。我衷心祝愿世界各地所有人都能得到体面的工作。但这和环境和“可持续性”有关系吗?

没人会假装认为我们可以像变法术那样为非正式部门大量志向远大的穷困工人提供体面工作。这样的工作只能通过采取合理经济政策创造。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真正紧要的任务是实施通过加快增长扩大经济机会的政策。

里约会议的一大特色是根据公司社会责任(CSR)的公司“可持续性指数”。该指数堪与会计标准媲美。但后者是“技术性的”,具有标准化的优点;而前者则否,且必须反映多样化。

当然,公司可以被要求遵守“禁止”清单——禁止向河道排放汞、禁止让儿童进行危险活动,等等。但它们以利他主义“做事”的行为毫无疑问被它们认为是把钱花在了应该花的地方。

以自主行为者为主体、辅之以政府和国际机构参与者,如此便能通过CSR决定公司应该做什么,这一概念与我们应该要求求善但不应该规定做法的自由理念相悖。当今世界强调的是多样化和包容,认为公司应该将其如何向全世界推销商品的理念标准化是无耻的想法。

即便里约+20日程包括了更符合“环境”性质的内容——比如供水问题——也多是陈词滥调在唱主戏。因此,如今,获得安全饮用水被奉为一项“权利”。传统上,我们会在人权会议上将(强制性)公民和政治权利(如人身保护权)与(愿景性)经济权利区分开来,因为后者要求投入资源。模糊其中的区别,从而忽视稀缺性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毕竟,“获得”一词可以用多种标准来进行数不清的解读:多少水?与不同家庭的距离多远(还是通过水管送入千家万户)?成本几何?这些问题的决定对水的获得具有不同的影响,且它们必须随时与其他“权利”和资源用途竞争。

因此,说到底,称获得水为“权利”是不恰当的。它应该是一项“紧迫任务”,各国将该问题列于问题解决序列的哪个位置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

相比这些“做不该做的事”,里约+20“不做该做的事”的问题更加严重。该会议本是为了解决“可持续性”,在会议上看不到人们拿出京都议定书的后续条约的豪情壮举实在令人悲哀。如果忽视环境变化所隐含的灾难性后果成为现实——我得说一下,极端估计可能看起来没人会信,甚至造成“尼禄效应”(罗马大火日,尽情派对时),因此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反作用——那么里约+20的不作为将会钉上历史耻辱柱。

但还存在一个相伴而生的、受社会政治不可持续性与日俱增推波助澜不作为问题,该问题不是由于困扰欧洲、威胁世界的紧迫金融问题引起的,而是因为现代媒体让贫富差距无所遁形。应该敦促富人不要再炫富了:在贫困遍地时铺张浪费会引发愤怒。

与此同时,穷人需要有增加收入的希望。这只有通过让穷人获得教育和经济机会实现,不管在穷国还是富国都是如此。

 “更多获得、更少过度”:唯有基于这一信条的政策组合能够保证我们的社会保持稳定、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