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世界主义

发自马萨诸塞州牛顿市——你能想象一个法国公民被选为美国总统吗?或者日本公民被选为英国首相?又或者是墨西哥公民被选为德国总理?不可能!事实上,即使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也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国家的选民会在本国政府的职位上安放一个外国人。

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国家越来越多的让外国人和具有国外经验的人来担任通常被国家视为第二最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首脑。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对此我们是该欢迎还是反对呢?

例如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一个来自非洲南部的美国移民,从2005年到去年任以色列银行行长,并在今年一月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接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为美联储副主席。还有加拿大人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他曾担任加拿大国家中央银行行长,随后于2013年7月成为英国近320年来第一位外籍英格兰银行行长。

同样,广受尊重的爱尔兰中央银行行长帕特里克·霍诺汉(Patrick Honohan),曾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任职近十年。霍诺汉的其中一位副手是曾就职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瑞典人,另一位则是法国人。

这代表着一种传统——由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本地度过的人担任中央银行领导层职位——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做法令中央银行被“群体思维”所接管。由于特定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隔阂,货币政策制定者错过了越来越多——通过选择或惯性——改变、重振以及改进那些核心机构运行的机会。

由于央行在2008年后全球经济危机复苏中展示了关键作用,因此货币政策必须灵活和创新。在这方面,外国人带来的不同观点就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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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经验——由历史上分散的权力结构形成——突出了不同观点对决策制定过程的好处。一个世纪以前美联储成立时,货币机构是分布在12个地区的储备银行,它们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事实上,各地区联储银行的领导人被称为“总裁”(governor)——这一头衔与历史悠久的欧洲中央银行领导人相同——来体现他们的权威。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这样的分权显然阻碍了美联储制定和实施连贯的货币政策。区域性银行领导人被从总裁“降级”为“主席”——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从总裁向主席降级的现象——权力因此集中到了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

然而,早期体系的一个重要遗产被保留了下来:每个区域的银行均保留自己的研究部门,并为货币政策辩论带来不同的方法。换句话说,美联储的结构继续在孕育活跃且多样化的观点——这正是许多中央银行所严重缺乏的。

再来看看加拿大央行。许多年以前,一个地区联储银行职员——同时也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对比了他的研究报告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的回应。即使经济学家从联邦储备系统对货币政策的讨论中带来不同的观点,加拿大同行似乎也只会听取“加拿大央行的观点”。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个关于英国央行的独立评论也发现了类似的知识多样性和活跃辩论的缺乏。一个评论观察到英国银行职员倾向于“过滤”建议从而使其上级更容易接受。另一个则认为危机突显了共识观点是如何站不住脚,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要考虑不同的意见。这种改变的意愿可能有助于将卡尼任命为新行长,而他最近也决定把更多的外部专家带到银行的领导层。

避免群体思维对制定足以应对新货币政策挑战的创新有效的政策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灵活且动态的决策过程。

好消息是,各国中央银行有着丰富的政策辩论选择,纵使它没有美联储的规模,结构与地理分布优势。首先,它们可以建立外部专家委员会定期对政策和决策过程进行外部审查。过去这样的审查通常只发生在危机之后——但却为时已晚了。

另一个解决方法是从中央银行以外的部门来选拔行长,最好有足够的外部经验,避免受困于群体思维。

或许更好的方式,就是雇佣一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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