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

革命的极度兴奋消逝后会发生什么？东欧在1989年也经历了一场革命。约二十年后，今日的东欧可能为眼下兴高采烈且目无一切的阿拉伯青年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醒，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自从我于1986年被逐出罗马尼亚而开始流亡生涯后，我很少回到祖国，就是去了行程也非常短暂。虽然我最近回罗马尼亚的日程表被安排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也没有与普通市民进行真正的接触，但通过读报纸、看电视和与朋友谈话，我仍然可以感到深刻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危机席卷这个国家。现今不仅在罗马尼亚，在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人们也普遍对政治阶层的腐败和效率低下感到愤怒，对他们没有信任。再加上对民主的怀疑，人们甚至对共产主义统治时期产生了怀旧情绪。

据说现在大约有70％的罗马尼亚人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死亡感到遗憾，1989年对他的草率处决曾激起了普遍的热情。当然，就像罗马尼亚政治中的一切，这个惊人的发现很难让人相信，但各种公开言论满是庸俗和激进的论调，现在又加上了新旧混杂的排外成分作为调味剂，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作为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的嘉宾，我尝到了这种论点五色杂陈的滋味。辩论的焦点不是我的书，而是如“犹太文化的黑手党”和“夸张”了过去和现在罗马尼亚的反犹太主义等问题，这使我感到好笑。采访我的节目主持人真是活力十足，他用暗示和无礼打断我的说话来掌控整个访谈节目。我认为我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迫发表了一些无心的说法，这种方法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记者们中非常流行。

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看到在同一个电视节目中，女主持人面对嘉宾有点被动，这个嘉宾过去是一个好斗的记者，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物，他承认他钦佩科尔内留·泽莱亚·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这位二战前正统的极右翼恐怖组织“铁卫队”的“队长”，这使我极为惊讶。这位记者认为科尔内留是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人物”。

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这种努力为杀人犯招魂、宣扬仇恨和排外主义的言论。罗马尼亚电视台很快就给了回答，称它理解反犹罪行的受害者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节目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但这个节目并非要做这种宣传，并将之前一个星期对我进行的离奇访谈作为其诚意的证明。

但这场辩论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不久，媒体人全国委员会谴责了这个节目。紧接着，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又谴责这个全国委员会的谴责声明公然冒犯了言论自由。但没有人提到这个节目的危险，它对于已经很极端的观众是火上浇油。事实上，从公众的反响到这些公开论战，大都透出一种庸俗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思想的气味。

当然，这幕黑色喜剧正在复活的并不只有罗马尼亚一个国家。匈牙利极右势力的复兴和俄罗斯“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而且俄国东正教会现在重新谴责托尔斯泰是一名原生的共产主义者，这说明了一种更深刻的返祖现象正在东欧各地出现。

这使我想起了在出访罗马尼亚之前我在巴德学院的最后一堂课。在这堂课上我们讨论了托马斯·曼恩的著作《死于威尼斯》。当我们正谈到“亚洲的霍乱”杀死了伟大而陷入困境的作家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时，一个充满才气的亚洲学生指出，曼恩说这种霍乱与发源于恒河三角洲“腺鼠疫”有关，然后传到了中国和阿富汗、波斯和阿斯特拉罕，甚至是莫斯科，然后才通过“水城”（威尼斯）传到欧洲。她严肃地指出，现今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人口气迁移、邪恶的全球化、现代化的矛盾和冲突及愤怒的恐怖主义回应，还有理性而务实的西方人与理想化而迷信的东方人的差异，这些都容易导致宗教狂热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

聆听我的学生逻辑清晰的观点，从她身上看到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一代，我感到内心无比舒畅，感到前途充满了希望。但举出这个例子也是要我们警醒这个时代必然要面对的巨大危险。

我需要这样的希望，因为我看到的东欧使我感到非常郁闷，那里的情况与收养我的祖国美国一样糟糕。对于亲身经历了两种极权体制的人来说，眼望美国走向衰落真是让人难以忍受。虽然我们是些难民、移民、流亡者和被祖国抛弃的人，我们不能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总是自吹自擂“我们是最优秀的”，但我们仍然相信美国依旧是自由与民主的一个强大保证，我们认为其内部涣散的现象部分是缘由它的自由制度。

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美国和整个世界似乎注定要按照一种简单化的思想、行动和感觉行事，目的是立竿见影，效率至上。当然，文化和艺术可以为我们在当今过分简单化的社会中提供一个喘息的方式，考虑到我们眼下和今后的名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喘息的方式。但是，也需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

几年前，我曾建议每个国家应增建纪念碑，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给其国家带来了耻辱的英雄行为。毕竟，在任何人类事业中，内疚与反省同勇气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让人们记住与反思我们曾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做过哪些错事与大张旗鼓地庆祝曾经伟大的行为同样，会使本国人民从中受到教益。建立羞耻纪念碑并不能解决地球上的人类命运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些纪念碑也许能减缓人们重归黑暗过去的速度。在东欧、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