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目前，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有这么一种解释，即塔利布所谓的“黑天鹅”现象——意外的偶发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在我看来，正如近期本人关于金融危机的新作《危机经济学》一书指出的，研究了包括最近的危机在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数十起危机后——我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危机是可以预测的“白天鹅”事件，正如目前我们正经历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危机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宏观经济，金融和政策风险不断累积：资产泡沫，风险过度和杠杆过大，信贷膨胀，货币供应过量，缺乏对金融系统的有效监管，贪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投资等。

历史同样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发生的形式会有所变异。近期的危机起因是由过度负债和私有企业（包括家庭，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司等）的过度利用金融杠杆产生的。这最终导致了政府不得不利用公共资源来实施金融救助和国有化破产企业。随着救助的展开，财政赤字和国债就会不断飙升。

虽然金融刺激和救助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出现，但国债为私营债务的背书的代价仍旧昂贵。最终，这些巨额赤字和债务需要通过提高税收和降低政府支出来消化，为了避免财政危机，我们不能不“勒紧腰带”，但这就会在短期内减缓经济复苏的进程。如果不这么做，那还有两个选项：通过通胀来削减赤字或是国债违约。

于是，近期发生在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是本次危机的第二阶段。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和过度信贷等刺激措施导致国债和赤字激增。全球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

实际上，对本次金融危机准确的描述如下：决策者利用长周末宣布一个新的救助计划，安抚市场的恐惧，避免周一市场的崩盘出现。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周末里，官员们通宵达旦地忙着救助私营机构——从贝尔斯登，两房，雷曼兄弟，AIG到银行业大救助等。

当然，此类周末好戏还会不断上演。现在，欧盟及欧元区的领导人们在周末不仅忙着救助希腊，还包括欧元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救助程序很清楚：首先是救助私人企业，现在是对作为救助者的政府来救助。

如此一来，救助规模就会急剧膨胀。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作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经济体的韩国，当时接受了IMF高达100亿美元的救助，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救助。但是，在贝尔斯登400亿美元，两房的2000亿美元，AIG高达2500亿美元，和对银行业整体的7000亿美元的救助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救助规模新标王出现：由欧盟和IMF联手推出的高达1万亿美元，用于救助债务重重地欧元区国家。10亿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现在已经到了一万亿这个数量级——正如电影《穿普拉达的女人》中的台词那样。

原先救助私营企业的政府，现在自身也需要救助。但对于德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债权国来说，同意救助之后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谁能来救助政府呢？我们的救助体系更像是一场庞氏骗局。

其实，应对此症的最好良方大家都早已知晓，弱势政府缺乏能力和意愿来执行财政紧缩。华盛顿和国会山的政治难题在于缺乏党派之间的合作，不能共同应对财政问题。英国出现的“无多数议会”也使其执行力大打折扣。

在同意救助希腊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本国关键州的选举中失利，日本的弱势政府也在消极的逃避面对问题。希腊则出现了街头骚乱和工厂罢工；葡爱意西四国的财政紧缩也引发了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从政治层面上来说，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很难推行。

于是，“危机经济学”或许长期和我们相伴，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结局还会更加糟糕。是药三分毒。看来，服药的病人开始对药物上瘾，抵抗力下降，身体越来越虚弱，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