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上周平面媒体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传言：100名《纽约时报》新闻部门的记者将被买断工龄——如果不接受这个处理结果的话，他们就得被直接解雇；英国各报章急剧削减预算；康泰纳什出版公司大幅裁员——8位在《Glamour》杂志任职的资深编辑丢掉了饭碗。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能感到先期预见的新闻出版界内部动乱正在加剧，甚至已经达到某种临界值了。

而在最近，一所著名新闻学院的校长向我回应某些在她的同行中普遍存在的共识，她说：“我们正在培养学生进入一个等他们毕业时已经不复存在的专业领域。”

现实就摆在那里：报纸读者，至少那些生活在西方的读者的年龄正不断增大；而那些更年轻的读者则喜欢从网上获取信息，这些人花在读新闻上的时间比平面媒体读者要少得多；最让整个平面媒体产业苦恼的是，原来愿意买报纸的人们如今却不愿为出现在电脑显示屏上的同样内容付钱。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新闻业正在走向衰亡，还是正经历一场革新？依我之见，我们正在见证着某些新事物的诞生。

关于旧新闻模式的逝去，人们能够哀悼的实在太多了。我曾有幸参加了纪录片《美国最危险男子》的首映式，这部新片讲述了早在1971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大胆地将五角大楼文件——这当然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故事。当时的报纸操纵着公众的注意力并成为一种令政府十分头痛的角色。假如你是当时的尼克松总统，那么《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可是一条也不能漏掉的。

虽然网络拥有众多优点，但新闻业介入网络次文化之后的一大牺牲则是失去了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一位总统或一名首相可以很容易地忽略掉一千个网站；而更荒谬的是，网络传播渠道和声音的多样性却反而削弱了媒体监督政治领导人履行其义务的能力。

然而旧新闻模式的终结同样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公众跟那些“权威”人物——比如医生，政治家，宗教领袖，或者事实上还有记者们——已不再是盲目崇拜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报纸为了自身生存，将不得不放弃他们那种居高临下的口吻，他们那种类似“什么重要由我们说了算”的统治阶级观念，并同普通公民一道创造更多具有协作性的文献资料和信息反馈。

但这样做并不仅仅意味着允许人们对网上发布的文章发表评论；而是意味着提供更多机会给公民去用文字记录、去摄像、去描绘以及编辑发生在他们自己社区内的新闻事件。一种新的新闻形式将从编辑/读者关系的权力关系转换中衍生出来，并很可能成长为跟传统新闻采编业一样强有力的模式，甚至可能更强大。

首先，网络新闻提供商链接的不仅是新闻资源，还要链接到现场片段（最好是公众所拍摄的）。比如我就和一个叫做“玻璃珠”的市民新闻视频团体合作开设了一个评论专栏。因为这些视频，比如在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游行中退伍老兵是如何被骑警践踏，或者最近G20峰会期间学生们在他们的房间内遭到警方催泪瓦斯攻击的片段，都将给那些记录这些事件并超链接到这些视频的文字材料提供拥有极大说服力的现场证据。当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为新闻事件的记录者的时候，网络报纸就必须调整自身的工作方向，力求通过有现场紧迫感的视频这种新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反映新闻现实。

其次，新闻模式必须是交互式的：比如说，应该定期教市民们怎么写专栏，因此编辑们就可以接收到真实而多样的意见——优秀的资源，优美的文笔，加上充分的辩论——这些都来自于身处各行各业的人们。

最后，公民应该有能力继续去描述一个新闻故事。在Facebook以及所有网络社区里，我通过发出一篇帖子并邀请“好友团”继续深入调查和讨论体验到了这种模式令人惊叹的巨大潜力。可以肯定的是，我会公开揭穿那些不可信的新闻来源，而未来的新闻业应当帮助读者学习认识什么才是好的新闻资源，以及作为一个优秀的公民记者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品质。而同样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来自世界上各地、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对于军法、宗教活动以及猪流感等范围甚广的话题的探讨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扩大了我获取新闻线索的来源。

虽然随着媒体业中的每一步转变，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哀悼旧新闻模式的消亡。而我也不愿意假装自己拥有新闻业的“圣杯”：比如一个关于未来新闻业的可持续商业计划。但我的确知道，如果报界能严肃认真地对待读者，并把这些人训练成他们所在社区以及某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的记录者的话，那么目标就更加有可能实现。但如果那些报纸出版人还是在那里高枕无忧的话，那么这艘优雅的但却正在沉没的“精英之船”就将不得不接受自己覆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