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纪念碑更不起眼，"，奥地利作家Robert Musil一百年前如是说。在俄罗斯帝国坍塌之后，我还要再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无字碑更引人注目。

纪念碑是公众了解国家的介质。通过纪念碑，我们能感受到国家如何延续自己的传统。每当这种延续性被革命颠覆，人们就会对纪念碑发泄怒火。正如萨达姆·侯赛因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推倒纪念碑比审问独裁者更加容易。不过，后革命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有时候，新的纪念碑得以建立，有时候，旧的纪念碑回到原地，还有时候，纪念碑就像安息日的教授们一样，无所追寻。

尽管德国大学清除了大屠杀的否认者，俄国大学里却仍然雇佣了若干俄罗斯史教授，他们从不在讲课时提到古拉格。尽管成百上千万人成了纳粹德国和共产党俄国恐怖统治的牺牲品，人们对上述事件的记忆却大相径庭。后苏联时代，古拉格不为多数人知晓的最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500卢布纸币，它发行于20世纪90年代末，直到今天依然被广泛使用。

似乎是国家辉煌历史的实证，纸币还向人们传达着隐秘的信息。纸币上印有索洛维基修道院，它是白海岛屿上的一处历史遗迹，也曾是古拉格最早、最重要的集中营之一。索洛维基当地史学家相信：纸币插图中的非典型炮楼将时间定格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集中营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样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挑战性的问题。这是不是由评论家、而非艺术家竖起的一座丰碑，通过诠释，而不是创作来表达意义？俄国财政部官员是否抱有颠覆的意图？抑或纸币图案的选择表明一种心理创伤，是缅怀心理下意识但却真实的体现？

缅怀心理，套用佛洛伊德的公式，是有延续性的。但同样的罪恶却不一定得到相同的纪念。德国集中营旧址上建起了很多纪念碑，新的纪念碑还在不断树立。而在俄国，仅有两处古拉格旧址，索洛维基和彼尔姆建立了小型纪念馆，展出当时集中营的状况：刑讯谋杀的技术、档案和照片。有些时候，纪念碑并非像德国那样设在从前谋杀的旧址，而是设在旧址的附近。

上述模式代表的不是旧政权的覆灭，而是新旧政权的共存。即便如上所述的类似记忆也远未成为俄国的惯常做法。列宁格勒的克格勃屠杀旧址附近，没有一块碑刻铭记被害者曾经遭受的苦难。克里姆林宫附近也同样找不到任何纪念性的标志。索洛维基博物馆仅仅占据了修道院中的若干房间，修道院也还在正常运转。尽管超过一百万人曾被囚禁在那里，也只能在一座小屋前找到一块令人心碎的铭牌，上面写道，"索洛维基儿童营。"

当地有些博物馆摆放的展品非常引人入胜。比如在Kargopol博物馆矗立着一座投掷者的泥塑雕像，是偷窃犯人包裹的看守后代向博物馆捐赠的，雕像的里面灌满了蜂蜜。但在这样的展览中，人们不可能找到最明显问题的答案：这座集中营曾囚禁过多少犯人？多少人在此丧命，又是什么时候？管理者、看守和刽子手何许人也？

在古拉格主要所在地Belomorkanal的Sandarmokh，发现了一座大型集体坟墓。那里靠近一条破旧的高速路，种植着大片的松树林。地面上规则的小坑就代表一个个墓穴。纪念团体把这些考古发现和克格勃保存的"枪决备忘录"小心地进行对比。备忘录从不记录姓名，但写有特定日期枪决的人员数量，按性别进行分类，比如20男7女。通过比对不同性别的骸骨数量，能找到每份"枪决备忘录"所对应的墓穴。

1937-1938年间，约有9000人在Sandarmokh遭到枪决。今天，木棒成了集体墓穴的象征。作为当地设计的悼念标志，它们的顶部明显弯曲，让参观者联想起乡间十字架，或是合掌默念的祈祷者。Sandarmokh是发展最好、最重要的俄国纪念地，但遗憾的是，即便是邻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不清楚它的存在。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处更有名的纪念馆陈列着索洛维基运来的花岗石。圣彼得堡的岩石上刻有碑文，比如"献给共产主义牺牲者"。（这块碑刻多次遭到破坏，最近一次有人用红油漆刷上"枪杀的人太少了。"）

这里，回忆变成了闹剧。但俄国的记忆也逃不过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嘲讽。圣彼得堡最近的时尚是饭馆起名叫"列宁在房事中的呻吟，""苏联"和"俄国破烂，"墙上的壁画表现集体农场的劳动者与美洲印第安人联谊，而布里兹涅夫则模仿法兰克·辛那屈，向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演讲。

共产主义是欧洲的共同遗产，这一点远远超过纳粹主义。铭记受害者不仅是某个国家，也是整个欧洲的责任。随着时光的流逝，纪念碑从悼念的介质变成了教育的手段。记忆的保存困难、昂贵并且脆弱。纪念碑可以移动，首都可以改名，纸币也可能废弃。一切事都会被嘲笑，改变原有的意义。

就连木乃伊都可以活动。1961年，人们看到斯大林遗体从红场墓中走出来。虽然列宁的遗体还在那里，最终的迁徙也指日可待。这理应成为欧洲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