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革命必有原因。埃及革命就有好几个原因：超过30年的独夫统治；穆巴拉克欲让儿子接班；腐败、结党和裙带横生；以及未能惠及广大民众的经济改革（但与根本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相比这已经算是一大进步了）。

这些因素造成的综合结果是大量埃及人感到既灰心又憋屈。憋屈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埃及的革命种子成熟了；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点，埃及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即使没有突尼斯的星星之火和社会媒体的存在也不能阻止它的发生。

诚然，社会媒体是一大重要因素，但它们的作用被夸大了。社会媒体绝非第一等重要的破坏性技术：曾几何时，印刷机、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以及磁带都曾对现存秩序构成过挑战。与这些媒介前辈一样，社会媒体也远非决定性力量：它们都可以被政府镇压，也可以被政府利用来煽动自己的支持者。

时机在政治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穆巴拉克在12月就宣布不再追求连任，说不定就能避免危机的爆发。但是他没有。当他宣布这样做的时候，街头群众的情绪已经高涨到这样的承诺也无法安抚的程度了。

革命的初步成功固然要取决于抗议的强度，但更多是取决于体制的意愿和凝聚力。突尼斯体制的快速崩溃就是因为总统早早地泄了气，而军队也不太愿意支持他。埃及的体制及其军队所显示出的决心比突尼斯大得多。

穆巴拉克的去职是重大进展，但并不具有决定性。毫无疑问，他的去职标志着埃及政治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它也标志着埃及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但仅仅是第一阶段。现在，埃及的未来之战才刚刚开始。

现在必须以减缓政治进程为当务之急。埃及人民需要时间来建设被耽误了几十年的公民社会和政治谱系。同时包括军方和平民元素的联合看守政府是最佳方式。但减缓政治进程并不是说要让它停止。埃及必须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转型，当然节奏可以是谨慎的。

选举不应操之过急，因为那样的话，已有多年根基的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将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穆斯林兄弟会应该被允许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只要它接受政治进程的合法性，接受法治和宪法。

宪政改革才是关键。埃及需要受到具有广泛支持度的宪法——这样的宪法需要政治团体间的相互制衡以防止（甚至是那些强迫多数选民选自己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革命运动总是难逃分裂的命运。革命派的唯一共同目标只是推翻现存体制。只要这一目标的实现已无悬念，革命派内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声音，进入到第二阶段后，革命派就会山头林立，开始权力争夺。目前埃及已开始显示出这一现象，并将在未来几天到几周内发酵。

有些埃及人要求彻底的民主；其他人（很可能是大多数）更关心公共秩序、更负责任的官方、政治权利的增加以及经济状况的改善。要满足所有反对者的要求根本不可能，也不必去尝试。

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使埃及原本就面临的重大经济困难雪上加霜。游客们被吓跑了，投资被叫停了，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快速增长的人口、不健全的教育、不充分的就业、腐败、官僚主义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构成了埃及未来的最大威胁。

外国人对这些事件的影响是有限的，今后亦然。30年来，美国陆陆续续地敦促过埃及实施有限的政治改革，但都被婉拒。危机发生时，主角也是街头群众、穆巴拉克本人以及军队（军队是主角中的主角）。放眼未来，也只有埃及人民自己能够决定埃及走什么养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外国人也应该当心不要涉足埃及太深，特别是要避免公开干涉。选择多少程度的民主、什么样的民主，这是埃及人民自己的事情。外国人可以提意见——比如怎样进行宪政改革、采取怎样的投票程序——但只是意见，而不是要求；而且只能在私下里提出。

埃及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均衡的地区影响力。真正君主制国家，比如约旦，领导人具有更好的合法性，位子也更为稳固，这是仿君主制国家，比如叙利亚、利比亚、也门还有伊朗所不具备的。这些国家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还有待观察。

伊拉克的变革由外部武力带来，而埃及的变革来自内部，而且是以万众一心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展开的。但埃及的变革是否会造成深远印象、是否会持续，都是有待观察的问题，因此，现在就对埃及革命的历史影响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