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在2年时间里让世界经济收缩了6%，让失业人数翻了一倍。危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银行的掠夺式放贷，因此人民自然感到十分愤怒，要求银行家下台、减少银行高管薪酬——这一情绪甚至激发了当前风靡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但是，银行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造成危机的机构必须出力解决危机，办法就是重新开始贷款。在全球需求不振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是复苏，但也不能将在政治上不讨好的改革的目标束之高阁

改革的共同基础是我们需要重新监管金融服务业。在危机之前，专家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对于“有效”的金融市场，大可安心让它们自己监管自己。2006年，IMF宣布“信贷风险通过银行分散给各式各样的投资者……这让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可谓金融业强盗时代精神的写照。结果，“商业银行似乎……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

想要对大银行的这些自吹自擂之声充耳不闻是很困难的，因为银行家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将自身利益说成与公共利益完全一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50年里，大银行一直是政府动刀的对象。最厉害的一刀便是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商业银行用储户的钱去赌博，因此该法案强制将零售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结果，金融业经历了65年的太平盛世。在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为“抑制”的金融体系中，零售银行承担金融中介的必要职能而不能去冒自杀性风险；与此同时，政府会保证总需求，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的投资。

接着，在经济学家的摇旗呐喊下，大银行开始了逆袭。1986年伦敦“大爆炸”（Big Bang）改革终结了英国银行功能分离的历史。在金融业长期不懈的游说活动下，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此，商业银行可以和投资银行合并，混业综合实体也被获准提供包括承销和其他交易活动在内的全能金融服务。

这是将富兰克林·罗斯福“将货币兑换商从庙堂中赶出去”之誓抛诸脑后的风潮的一部分。此外，克林顿还拒绝将信用违约互换纳入监管范围，而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将银行杠杆率水平限制提高了两倍。这三大决定直接导致了次贷大繁荣，并在2007—2008年拖垮了美国银行体系。

自危机以来，人们就开始致力于重建被摧毁的金融监管体系，以预防导致崩盘的“过度借贷”。新的信条是所谓的“宏观审慎规则”。在被称为巴塞尔III的国际协议中，银行将被要求持有更高的用于抵抗“风险加权资产”的权益资本比例，杠杆率则被限制在此类资产的较低比例。各国监管者正在探索根据商业周期调整比例要求的方案，并以开始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附属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负责监控金融业失灵的“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负责监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根据货币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的说法，银行信贷、房价和杠杆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常规水平的现象将会给监管当局带来充分的警示信号，提醒它们要注意防范危机了。

新的正统观念相信监管者有能力改善银行的风险测量手段，与此同时又保留银行体系的现有结构。但是，就提高抵抗“风险加权资产”损失的权益资本要求这一问题而言，由谁来做加权工作？根据什么来决定权重？

古德哈特坦言，在衰退发生之前的时期，银行的“风险加权”须服从政治压力和“金融业的俘虏和操纵”。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有很多投资的“风险”源自内在不确定性，根本无法测量。简言之，新的监管哲学是在用幻觉替代幻觉：既然银行不能安全地管理它们的风险，那么就由监管者代劳吧。

与此同时，一度重燃的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热情——分拆银行功能，让不同的机构行使不同的功能——又熄灭了。存款有国家担保，因此银行应该是安全又无趣的，再考虑到其他一些必要性，应该把风险活动分离出来组成另外一类公司——逻辑上，这再自然不过了。但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任何（再度）实施这一思想的努力。

所谓的“沃尔克规则”—即商业银行应该被禁止用自己的账户做交易以及组建自己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在美国国会迟迟得不到进展。在英国，以约翰·威克斯（John Vickers）为首的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否定了将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相分离的政策，而是建议采取“围篱”（ring-fencing）政策——将存款从全能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剥离。

信用投机者指出，这类“中国墙”根本顶不住压力，因为全能银行承受着巨大的股东要求，将不得不以牺牲可靠的商业银行核心为代价追求高利润。威克尔委员会的方案也需要依赖成熟的监管——假设监管者总能领先银行家一步，但历史表明，事实正好相反。

大银行从来不会束手待毙。监管也好，分业经营也好，大部分银行业改革方案仍然停留在纸上作业阶段，金融游说集团一定会竭尽所能削弱它们的功效。

此外，不管这些方案具有多大的内在合理性，都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最紧要的问题：信贷供给不足（而不是供给过量）。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重振贷款增长，与此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开始设计驾驭贷款行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