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佛罗伦撒——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并不令我吃惊。因为这是21世纪早期大衰退在地缘政治方面所呈现的结果——既让人充满经济腾飞的希望，也伴随着政治上的恐惧。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利好：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骚乱之所以没能彻底毁灭全球经济并重蹈19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中国的应对措施应该记上头功。

在对大萧条的一个著名分析中，经济史学家查理斯·金德博格将萧条的起源归结为全球领导角色的缺失。英国虽然贵为19世界的全球霸主，但他的债权人地位已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所削弱了。

一战后美国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人，但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两个弱点：美国的金融系统不够稳定，容易陷入恐慌；而其政治系统则不够成熟，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和排外倾向。

照金德博格所说，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本应对国外商品开放市场，但斯穆特-哈维关税法案却反其道而行之，导致其他国家也开始推行一连串报复性贸易政策，且政策的严厉程度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升级。

美国的金融机构本该继续向那些身陷困境的借贷人放贷，以避免由信贷比率导致的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全球通货紧缩的继续恶化。谁知在早前的全球信贷膨胀中兴风作浪的美国银行却畏首畏尾，弱不禁风，导致美国的信贷流基本停滞。

在二战之后，位居马歇尔计划领导层的金德博格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应当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和资金流。

转眼到21世纪，这又是怎么一番景象！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了金德博格理论的最佳追随者。纵观整场危机，中国经济依然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增长（部分源自于其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每个想探究凯恩斯的反经济周期策略究竟有多有效的人，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展开讨论的，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中国2008~2009财年总值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雷曼公司于2008年9月年破产后的那六个月间，全球经济贸易近乎停滞，似乎又回到了大萧条的时代，但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却一手推动了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经济体的复苏。德国经济取得了15年来最高的增长，而其强大动力则是拜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需求所赐——其中不但包括投资产品和工程机械，还有奢侈品贸易。德国的高端汽车工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以满足这些需求。

中国同时也遵循着金德博格的经济信条：在对政府过度负债的恐惧推动下，一度不断蔓延的危机似乎要摧毁欧洲人苦心经营了50余年的脆弱政治承诺（欧盟）。但今年春天发生的欧元恐慌却迎来了转机，那些手握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暗示说希望将欧元作为危机不断的美元以及日元的替代货币。于是中国开始大幅买入欧盟政府债券，而一个高规格的中国商团甚至奔赴希腊去收购当地被低估的地产。

从中国希望成为“最后借贷人”的举动中获益的可不仅仅是欧盟。最近非洲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是源自于中国建立并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决心。

但金德博格的理论有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友好而又心怀善意的人，金德博格永远不会想到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全心全意地感激任何拯救了它的国家。要知道霸主可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人们离中国越远，就越容易感受到中国参与为世界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正如欧洲人往往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予以正面评价，但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们却不以为然。

比如说，在意识形态上最为抗拒美式生活方式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欧洲或亚洲，而是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区区90公里的古巴。从20世纪早期开始，墨西哥人就感觉到了美国实力的威胁。同理，台湾和越南也觉得自己会首当其冲成为中国崛起的牺牲品。

那些全球霸主们永远不会得到自己邻居的爱戴。但美国正逐渐（虽然还不算完美地）通过多边机制来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欧洲人在与自己的二战对手和解方面做得更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纳粹统治的邪恶性令人们觉得更有必要去从道德范畴，而不是权力政治层面去谈论过去。

相对于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参与，或是欧洲通过建立大量共同机构来追求和解的探索，权力政治依然是亚洲20世纪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真正挑战，其实是要树立一套连贯的世界观，并以此打消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