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黎波里——新政府成立后，利比亚领导人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实现从接手的专制政府到理想中的多元化国家的过渡过程。但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并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国内就利比亚问题的辩论集中在该国政府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罗伯特·梅南德斯参议员认为新政府“必须尽快进行民主制度改革，”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马纳尔·奥马尔等国际发展问题专家则认为能否培育出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才是成功的关键。

但是上述观点忽视了利比亚独特的历史，只把利比亚当作需要通用解决方案的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实际上，建设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才是救国之道。

利比亚从1951年独立后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依靠忠实的部族和狭隘的派系支撑他们的政权。1951年到1969年的君主制统治期间，伊德里斯国王的亲属及核心集团的铁蹄无情践踏了羽翼未丰的国家机构。伊德里斯与其说是管理还不如说是统治，国家机构也因为他的忽视而逐渐萎缩。

穆阿迈尔·卡扎菲1969年推翻君主制后，上述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由于不满官僚机构不愿执行其政治理想，卡扎菲摒弃了传统的国家机构，要求直接与国内民众对话。利比亚这位新领袖以向平民授权为名一手缔造了层级关系错综复杂的政治机构，但这些机构实际上只是巩固了平民对其专制政权的服从。

随着利比亚人逐渐厌倦了卡扎菲的革命言论，他认为要想唤起民众支持就必须建立新的机构。1977年，他组建委员会，并冠之以“革命监督者”的称号。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法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拘捕权，全面接管媒体，并清洗抵制卡扎菲意志的官员。利比亚官方机构和卡扎菲的影子革命机构之间自此分道扬镳。

卡扎菲显然更倾向于后者。1979年，他辞去公职担任“革命指挥官”这一模糊职务，并解释说“革命事业必须要和国家权力分开。”学者Moncef Djaziri所指的正式及非正式政府的分裂由此产生。

卡扎菲的政策阻碍了国家机构的成长，因为这意味着它们的成长要服从所谓囊括一切的转型目标的需求，这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经济规划与其说关注的是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还不如说反映卡氏的民粹主义政策和对外冒险的需要。卡扎菲并不依赖国家机构来完成执政，而是依赖其爪牙和部族成员。

结果造成了国家机构的衰退。从1986年起，利比亚中央银行就停止发布经济学家和专家制定连贯政策所需要的年度统计报告。由于对民众对待政治的冷漠态度感到失望，卡扎菲时常宣布自己打算解散所有政府部门，并将其职能转交给市政府。

今天，利比亚国家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提取该国庞大的石油财富并以补贴的形式分发。在一个容忍其领导人一切心血来潮决策长达42年的国家根本不存在法治。空军军官穆罕默德·萨拉赫·巴希尔在解释自己推动1993年军事政变企图的原因时说，“我们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也没有宪法。”

实际上，就连军队这个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最强势的国家机构也被卡扎菲边缘化。革命委员会攻击军队是“传统的法西斯机构。”卡扎菲在若干场合公开表达了解散军队的愿望，而在连续8个月试图推翻卡扎菲的战斗中，军队在政权保卫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微不足道。

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利比亚“几乎没有正式决策机构，”电文称之为“不透明的政权故意模糊权力界线，目的是掩盖权力结构并减轻问责。”

今天，全国过渡委员会（NTC）中卡扎菲的继任者接手了卡氏一手创建的二元政权。事实证明他们既缺乏政治经验又缺乏强势领导，根本无法对革命期间兴起的无数民兵组织执行纪律要求。这些不受控制的团体对卡扎菲的支持者实施报复，离间了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如果全国过渡委员会不能树立威信，怀念卡扎菲及其所缔造安全环境的运动就可能应运而生。

不同于邻国埃及，利比亚民众对很多西方人视为最重要的选举并不热衷。相反，他们对待局势的态度仍然是传统政治冷漠所造就的耐心。鲜有政党宣布成立，民众对此也少有热情。活动人士反而全力起草授权国家机构的新宪法。

利比亚人清醒地意识到全国过渡委员会在被卡扎菲毁坏的废墟上重建国家需要时间。要想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第一步只能是建设满足利比亚需要的国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