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很羡慕美国的经济活力。但他们对美国政府及其拙劣的经济管理已经失去了信任。从我最近的北京之行来看，这这已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不论是北京、上海、重庆还是香港，人们均在作如是说。

次贷危机余音未息，债务上限和预算赤字之争又起，成为中国对美国不满情绪的最新导火索。中国高级官员对美国居然允许政治压倒财政稳定性感到大惊失色。7月中旬，一位级别非常高的官员说：“这是在令人震惊……政治我们懂，但你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鲁莽太可怕了。”

如果美国跌入深渊，中国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后，中国积累了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以此让自己的经济体系免受外部冲击侵袭。在这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足足三分之二（即大约2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2008年下半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金融资产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将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押在曾经被视为相对无风险的世界储备货币上，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令中国感到安全，也是因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其几乎别无选择。为了维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必须将其外汇储备的适当比例再转换为美元资产。

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中国意识到，维持当前的增长战略——严重依赖出口和巨大的主要由美元组成的外汇储备缓冲垫——是毫无意义的。让中国领导层做出如是判断的关键原因有三。

首先，2008—2009年的危机和大衰退让中国警醒。尽管中国出口业依旧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但不难想象，后危机时代中国产品的国外需求状况并不能令人放心。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这几个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发达经济体加起来占据了中国40%的出口额），终端市场需求增长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降速，低于过去30年中国出口繁荣期的速度。出口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但如今，这一引擎已经出现了大减速的迹象。

其次，保险费成本——以美元为主的巨大的中国外汇储备池——因政治风险而被放大了。在美国政府当前债务偿还政策下，“美元资产是无风险的”这一概念颇值得怀疑。

近几年来，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一再表示了对美国财政政策以及美国国债安全港地位的关注。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一定会设法避免赤裸裸的违约。但这并不是重点。如今，对于任何“修正”方案——特别是那些通过欺瞒手段阻止有意义的财政调整的方案——的实质，人们都深深地表示怀疑。

所有这些已经对华盛顿“充分相信和信任”美国政府的承诺构成了持久伤害，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对美元资产大规模投资是否明智产生了深刻怀疑。

最后，中国领导层也注意到了中国自身宏观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和美元外汇储备囤积在造成失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此外，中国人也明白，患上了增长饥渴症的发达世界正在对其严厉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管制措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很容易让人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所遭遇的状况。

但是，与日本不同，中国不会同意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应该处理好这些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但中国将通过刺激内需从而摆脱美元资产依赖症来达到这一目标。

出于这些认识，中国采取了一种相当透明的应对方式。其十二五规划说明了一切——中国经济结构将向消费转型，以修正中国所面临的不可持续的失衡问题。通过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大规模城市化以及扩大社会安全网，劳动力工资和消费者购买力将得到很大提振。到2015年，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将至少提高GDP的5个百分点。

消费驱动的再平衡可以修正上述多种紧张态势。这样的再平衡能让经济增长摆脱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危险路径，同时转向支持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内需。此外，这样的再平衡将使低估货币以支持出口增长的策略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从而给中国的货币改革提供客观的加速空间。

但是，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将吸收中国剩余储蓄的大部分。这将使201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恢复到平衡状态（甚至会出现轻微赤字）。这将大大减缓外汇储备囤积速度，也将大大削减中国对美元资产无穷无尽的需求。

因此，作为美国政府债券最大外国持有者的中国很快就会说“够了”。但又一次空洞的预算妥协，加上未来数年内比预期更疲软的美国经济增长，将导致政府大规模赤字的情形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带来了最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如何能够在不经受美元大幅贬值和/或长期真实利率大幅攀升的情况下筹集资金？

华盛顿内部的反应相当傲慢：中国不敢这么做。毕竟，除了美元资产，他们还有什么选择？为什么他们甘于冒损失风险持有规模巨大的美元资产组合？

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倒也干脆：它已经不再愿意相信华盛顿空洞的承诺和拙劣的经济管理，不愿意因此将金融和经济稳定性置于危险境地。中国终于开始说“不”了。我们应该听一听他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