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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诘弗里德曼夫妇

伯克利—眼下,我案头摆着两部书:记者诺阿(Timothy Noah)的新书《大分化: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性危机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做》(The Great Divergence: America’s Growing Inequality Crisi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and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s classic Free to Choose)以及弗里德曼夫妇的经典之作《自由选择:自白》(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把两部书合起来思考,我的感觉是:放在今天,弗里德曼夫妇会发现,论证和支持小政府自由主义比1979年时要困难得多。

1979年时,弗里德曼夫妇给出了世界如何运转的三个有力的实证结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三个结论是对的,或者似乎是对的,或者至少很有道理;但如今,这三个结论看上去显而易见是错的。弗氏夫妇的小政府自由主义基本上便以这三个结论作为基础,故而从今天看也早已站不住脚,因为世界似乎并不赞同他们关于自己如何运转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宏观经济灾难是由政府引起的,而不是由不稳定的私人市场引起的,或者,换句话说,产生经济稳定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是直观的并且非常容易就能实现。

弗氏夫妇对此几乎是开宗明义:他们说,政府“引起”了大萧条。但若深挖论据,你会发现他们的真实意思是第二个结论:当私人市场不稳定可能导致萧条时,政府只消以现金购买足够多的债券或用流动性支撑经济就能避免萧条或制造快速复苏。

换句话说,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性政府干预不但是直观的,而且是程度最低的:当局只需要维持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即可。凯恩斯主义者宣称的激进全面的干预是为了管理总需求,而明斯基主义式的干预是为了管理金融风险,它们都不能保证取得成效。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不买弗氏夫妇结论的账,不认为他们支持的是自由市场和“中性”货币制度:米赛斯非常著名地将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追随者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不管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宏观经济稳定性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这一思想显然是错的。在美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完美地在最近的经济大减速中演绎了弗里德曼主义,结果是如此并不足以保护经济或快速使之快速恢复充分就业。

第二个结论是,与政府监管相比,通过契约和侵权法造成的外部性相对较小,或者至少处理外部性更得力,这是因为政府监管的劣势比法律制度所不能适当处置的外部性所造成的伤害更甚。在这一点上,现实再一次证明《自由选择》是错的。在美国,人们对医疗事故诉讼的态度变化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不再将法庭视为处理医疗风险和失误的最佳场所。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便是诺阿新书的标题《大分化》。1979年,弗里德曼夫妇自信满满地定论道,没有政府指令的歧视(比如南方种族歧视法案法案Jim Crow法),市场经济会形成充分平等的收入分配。毕竟,在整个二战后时代便是如此——至少对那些未受法律歧视(及其遗留伤害)者是如此。

于是,弗氏夫妇指出,为不走运者或不知节制者设置最低限度安全网造成了贫困,而消除所有机会平等的法律壁垒将会造就最公平的可能结果。追求利润的雇主会启用和提拔人才,将我们引向人世间所能达到的最为自由的生产者联合社会。

在这方面,弗氏夫妇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随着美国教育优势不再、私人部门工会的堕落、赢者通吃的信息时代经济的到来以及镀金时代高端金融的回归,税前收入分配出现了极大的不平等,这给下一代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也是对机会平等的极大讽刺。

如果一代人之前的《自由选择》中所列出的政治项目能够按弗氏夫妇的构想在当时得到实施,那敢情好。如果原理经济、只提供最低安全网、法律制度和恒定货币供应增长量的政府能实现相对平等和繁荣的充分就业且机会平等的社会,那也感情好。

唉,可惜那似乎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