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普京总统即将出访他最大外交政策失误的发生地乌克兰。鉴于他在应对国内具有任何自治程度的任何机构方面表现出的日益无能的短视行为，这一行动似乎有些出人意料。

比如，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最近废除了俄罗斯的省级选举。从此以后，一个和欧盟或美国一样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将为总统任命的官员所统治。这并非获得深邃统治思想的秘方。

的确，在俄罗斯，民选的官员已经成为濒危品种。克林姆林宫运用欺骗和其他手法对选举进行操纵的巫术（在俄罗斯被称作“政治技术”）现在将仅用于乌克兰等外国的选举中。俄罗斯取消选举的理由是抗击恐怖主义。现在，这已被用作所有手段的理由。

为什么当代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俄罗斯）似乎已只剩下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行动？当前，贫困、种族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遗产和三年前，乃至三十年前一样随处可见。恐怖主义并没有使它们恶化。安全部队无助于解决它们。

相反，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带来的“双重恐怖”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那些（就像我们部分人仍然记得的那样）产生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引开。巴勒斯坦和车臣，两个痛苦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地点，并没有愈合。如今，他们的民族独立比恐怖主义时代开始前更加渺茫。

当然，过去远非完美，但是各国政府和人民似乎都更能容忍失败。如果打了败仗，就开始和谈。这些谈判最终形成了值得尊敬的国家，从19世纪的意大利到20世纪中叶的印度，再到上世纪末的厄立特里亚。

试想象普京总统是1920年波兰从俄罗斯独立时，或者1991年格鲁吉亚独立时的俄罗斯领导人。他会参加和平谈判吗？今天，吉布林的帝国“大竞赛”日益陷入恶性循环。为了应付恐怖主义的增长而建立安全部队。恐怖主义又为了应付日益加强的安全部队而增长。

看来，手腕越硬，反抗越强。反抗越强，手腕越硬。真正的问题被埋在恐怖分子的罪行和安全保障人员的错误之下。每循环一次，双方，恐怖分子和安全保障人员，都彼此更加亲密。他们的共同利益就在于这个竞赛的延续。

对立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武器，制定相似的战术，鼓吹越来越相似的理想。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直到竞赛的规则改变。但是这些规则为何要改变？

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一个类似的情况。20世纪初，伊万诺·阿瑟夫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对国家官员展开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在某种程度上，阿瑟夫成了双重间谍。一方面他杀掉与警方关系不好的官员。另一方面，警方不愿意背叛他们宝贵的间谍。

通过互相操纵，恐怖分子和安全保障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这可以被视作“阿瑟夫”效应。这样的联盟一旦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除了革命——当时，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所以，这个竞赛必须停下来，即使只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无辜的旁观者幸存下来。如果你不把对手看作是人，你就不和他谈判。你要不利用他，要不杀掉他。于是，“另一个”被抬高到高层政治的核心。这就是行动中的阿瑟夫效应。

布尔什维克这样对待资产阶级。纳粹这样对待犹太人。但是古代的帝国却学会了不要这样对待被殖民化的人民。他们渐渐发明了巧妙的办法控制臣民，结合教育、贿赂和物力。古代的帝国通过学习东方主义的伟大艺术，知道如何继续谈判，同时保持距离。

废除包括鞑靼斯坦和达吉斯坦等穆斯林聚居区在内的俄罗斯省份的民主是一个致命的行动。这些地区的民间和平是当代俄罗斯值得引以为豪的少数成就之一。

那么，普京在自杀吗？很不幸，不是。他的事业应归功于车臣，就像布什的总统生涯应归功于伊拉克。但是车臣，虽然乐于帮助，但却弱小、贫穷、古怪。把俄罗斯大量的土地划入新车臣，普京和他的小集团算计——不会太久——和富含石油的亚欧平原上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之间的恐怖与安全游戏就要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