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次贷灾难的冲击波继续产生影响，人们也越来越怀疑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应对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德国、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在银行监管领域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已经损害了国家监管体系的公信力。但这还只是部分问题。欧洲联盟在处理尚未爆发的危机方面准备依然严重不足：欧洲各银行间越来越多的相互依赖随时可能引发跨国危机。

欧盟的金融一体化进程于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展开，而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在金融改革领域则大踏步地向前迈进。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86－1988年取消所有与资本跨境流动有关的限制，以及1999年金融服务立法行动计划的实施。欧元被成功地引入，并迅速成为继美元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货币。

还有一点或许没那么明显，那就是欧盟在2000－2002年度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决策引发了全球会计准则一体化的特别行动。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坚决维护银行业竞争的态度——特别是在葡萄牙、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结束了披着谨慎调控外衣的保护主义，而正是这样的举措刺激了跨境金融一体化在发达国家中史无前例的展开。

上述成就是在欧洲金融市场令人惊叹的稳定期中取得的。即使在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的黑暗时期，欧洲也像是动荡的金融世界中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欧盟以外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银行危机，包括临近的挪威、瑞典、芬兰和土耳其，同样遭遇银行危机的还有处于共产主义转型期的许多东欧国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内部最严重的银行破产——包括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里昂信贷和巴林银行在内——只造成了有限的财务损失，对发展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后来，最先在亚洲而后在美国爆发的企业管理丑闻，特别是在点COM泡沫和安然、世界电信和其他公司的财务灾难爆发以后，致使欧洲人自以为“旧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次贷引发的风暴结束了欧洲人对好天气的沾沾自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次贷风波伊始即有三点值得认真总结。

首先是好消息：欧洲央行证明自己是欧洲金融体系有效的终极贷款人。当2007年8月危机猛烈爆发的时候，欧洲央行迅速做出了反应，只要银行间市场需要支持，欧洲央行就积极进行干预。欧元区内外的银行无不从中受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格兰银行做出了宥于“道德风险”而不愿注入流动资金的错误决定。

但其次，欧洲范围内的国家银行监督还远远跟不上实际需求，而且这种监督的总体可信度也在经受着考验。令人遗憾的是，德国当局对商业银行参与复杂的以资产为支撑的证券投资一直抱着一种纵容的态度，这些证券投资通过爱尔兰所谓的“地下管道”运作不记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即使是受信贷紧缩影响最大的三家德国银行——萨克森银行、IKB银行和西德意志州银行——在技术上遵守了与资本充足率有关的规定，但它们的“地下管道运作”却潜藏着分别占其总资产约30%、20%和13%左右的高风险因素。我们需要建立严格得多的风险监管机制。

在英国，诺森罗克银行的彻底垮台凸显了三大金融稳定机构的问题：它们是财政部、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英格兰银行。在法国，人们对主要投资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质疑——首当其冲的是东方汇理银行、而后是外贸银行，接下来当数2008年1月的法国兴业银行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最后，目前的金融混乱凸显了摆在欧洲面前的一个长期但却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对跨国银行危机管理可靠安排的缺失。直到不久前，绝大多数银行还把经营重点放在最初源起的国度，因此产生的风险也大多由国家监管体系负责管辖。

但欧洲银行现在已经把业务拓展到了欧盟各地。十年前，非国内资产还只占欧盟顶级银行欧洲总资产的六分之一，而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盟境外持有的资产比例几乎毫无变化。

一旦目前的市场混乱状态宣告结束，那么跨国兼并和重组案例很有可能快速发生，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爆发大规模跨国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过往经验都表明，面对相互矛盾压力的分散的国家监管者无法有效管理这样的危机。如果不建立管理数量有限的主要国际银行的更为集中的监管框架，那么未来涉及到这些主要国际银行的跨国危机很可能超过欧洲经济的承受能力。

因此有必要把与新的欧盟级咨询机构有关的探讨提到政策议程的首要位置。具体的安排还有待确定，但新政策必须能够促进更为快速、明智的决策，同时尊重国家的财政特权。建立在严格受限的授权基础之上的体系可能会比一个单一、全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少争议，也更有效率。我们毫无疑问将面临着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困难，但目前的信贷混乱已经让人们产生了紧迫感。即使是一贯反对欧盟金融管理机构的英国也可能认定它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自身利益可以在改革中得到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