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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食者与教授

华盛顿—美国顶尖大学仍然向从前那样,是知识的强大监护人、技术进步的主要推进力量和机会的提供者吗?还是说,它们已经沦为了越来越贪得无厌的经济精英的寡廉鲜耻的爪牙?

在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获得奥斯卡奖的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的片尾,他采访了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问他们怎样看待自己收取2008年危机爆发前献金为金融部门的过度冒险和卑鄙交易呐喊助威的行径。这些学术大腕中有不少收受了为数巨大的报酬,为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奔走打点。弗格森的纪录片及其发人深省的近著《掠食者之国》(Predator Nation)指出,许多献金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披露。

用掠食来形容这些银行的行径太合适不过了。由于它们的倒闭会引发经济海啸,因此它们享受着独一无二的保护——比如央行特别信贷和宽松的监管(在美国、英国和瑞士,此类措施最近纷纷被预料到或实施了)。

结果,这些银行的经营者被鼓励进行高风险行为,有的甚至可以称为纯粹的赌博。若干得好,银行家获得好处,若干不好,有其他人来兜底。这是一个不透明的危险的政府经营补贴制度,其最终结果是纳税人大量转移支付给居于金融部门尖端的一小撮人。

为了保持这一制度的持续,全球大银行为政客提供了巨额献金。比如,JP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最近因其公司显而易见的风险管理失误而导致70亿美元的交易损失而向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做听证。据OpenSecrets.org估计,摩根大通银行——美国第一大银行控股公司——在2011年的政治献金高达800万美元,银行委员会中的大部分参议员都接受过戴蒙及其公司的献金。毫不奇怪,参议员们的问题都无关痛痒,摩根大通董事会的游说策略看来收效明显;对失职和形成系统性危险的管理失当的“调查”很可能以文过饰非收场。

为了支持其政治策略,全球大银行还成立了高度成熟的粉饰/宣传部门,其目标是营造值得尊敬的外表,将它们所获得的补贴描成理所应当。这个工作便是由大学来完成的。

在最近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圆桌会议上,坐在我旁边的银行部门代表引用了一篇某斯坦福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的论文支持其反对特别监管的立场。这位银行家没有提到的是,该教授写这篇文章收取了游说集团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委员会(SIFMA)五万美金的报酬。该教授是达雷尔·达菲(Darrell Duffie),他披露了这笔费用的数额并将其捐赠给了慈善机构。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收受献金的行为兹事体大——或者说,要比诸如律师事务收取律师费或其他人收钱为金融业卖命更严重?

大概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拥有杰出的地位。作为一个机构,斯坦福大学做出了不少杰出成就。其师资力量全球领先。当一位教授为某行业集团撰写论文时,该行业便能从大学的名气和声望中获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得到了租金(rent)。在引用该论文时,银行家和CFTF自然会强调“斯坦福”的名号。(我并不是在点名批评斯坦福大学;事实上,其他斯坦福教师,包括安纳·阿玛迪(Anat Admati)一直奔走在推行明智改革的前沿。)

弗格森认为,一般来说,这种学术“顾问”难以控制。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只要大学和“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斩断“顾问”之根是很困难的。

正因如此,我对《华尔街日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布林格(Lee Bollinger)的采访十分失望。布林格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C级”董事——美联储任命代表公众利益的董事。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采访是布林格首次就银行改革(甚至金融)问题接受采访或发表公共言论。他的主要观点是,戴蒙应该继续在纽约联储银行董事会任职。令人惊奇的是,他使用了非学术语言——说认为戴蒙应该辞职或被撤换的“蠢”人对金融系统如何运转存在“误解”。

最近,我正在向美联储请愿将戴蒙撤职。已有近37000人在change.org上的在线请愿书上署了名,我有信心很快就能与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们面谈此事。

布林格的参与可能有助于戴蒙:毕竟,哥伦比亚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另一方面,他的参与也可能助长关于“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家如何维持其隐性补贴的公共争论。

我已经撰文详细反驳了布林格的立场。我希望布林格以公开学术对话的精神以公开方式回应我——可以撰文反驳我,也可以当面与我争论这一话题。我们需要高规格对话讨论如何改革大学和JP摩根大通这样的享受补贴的全球金融机构之间不健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