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of Growth
实证经济
埃德蒙德 菲尔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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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界发起行动，要求申请上市的新药必须经过“实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人们却认为他们的学科已经达到了这个科学水准。毕竟，他们用数学数据阐述观点，根据实验数据对大量不明确关系做出估算。
但是经济学家们在选择理论范式之时并没有抱着实证主义的态度。经济政策往往在应做的实验性预试没有完成时，就已经被制定好了。
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战后激进的凯恩斯学派领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激进派依赖于凯恩斯未经测试的理论，即失业率取决于“有效需求”，而非“货币工资”，但是他们的政策忽略了工资这个部分，并期望把需求稳定地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以保证“充分”就业。
塞希尔·皮古（Cecil Pigou）和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对此表示反对，如果能够成功扩大需求，货币工资的水平将会随之上升，直达需求水平，然后就会将就业率重新推回到原来水平。就业率无法通过扩大有效需求而维持在均衡路径水平之上。
然而，激进派在那个被经济学家哈利·约翰森 （Harry Johnson）“ 蔑视与嘲笑”的年代却盛极一时。在没有任何数据证明货币工资不会带来障碍的情况下，战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全盘奉献给了“充分”就业。
直到1950年后期，新凯恩斯学派才最终同意皮古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观点。威尔·菲利普斯（Will Phillips）对工资的研究著作让他们无从选择。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如果需求以一个足够快的速度保持稳健的增长势头，那将使需求水平始终领先于货币工资水平，因此就业率就能如希望的那样居高不下，尽管这得以持续的通货膨胀为代价。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却提出了不同的反对意见，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必须得有一个持续上涨的通货膨胀率。我认为，只有防止代表性公司不会因为误认为其他公司的工资已经低于他们时提高工资，货币工资才会滞后于需求水平，但是这种不平衡维持不了太久。
新凯恩斯学派像激进派一样并没有将他们面临的挑战与实验性测试联系起来。高需求水平带来的效益与信心息息相关。然而1970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把这种信心带入一个严峻的考验之中。当供给冲击袭击美国经济时，新凯恩斯学派的反应是拉动更多的需求，他们相信这能恢复就业率。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复苏迹象——只是加速了通货膨胀。
当前时期也颇为相似。尽管政策自从转变后已经反映出供给方经济和真正的经济周期论，新统治模式的缔造者和推动者却也表现出对确认数据的憎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今年暂时低于正常的劳动力税率，与明年将重回正常税率的前景结合在一起，将促使许多家庭把更多的工作挤在今年，而在今后几年减少工作量。这一观点最近已得到来自冰岛的数据的重新验证。
但是供应学派却又突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持续降低劳动力税率将会持久性增加工作岗位——还不会降低效率。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和我都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每次税后工资率的上升都会增加现有劳动力数量，我们推理可得，自十九世纪中期后，税后工资率的急剧增长应该已使工作时间惊人延长，退休年龄大大推后。但是相反，工作时间却减少了，退休年龄也被提前，欧洲大陆的失业率反而更高了。
在我看来，供应学派的中心观点建立在一个单纯的错误之上。决定可供劳动力数量的，是与收入财富相关的税后工资率。当税后工资率已经猛涨了一个多世纪，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收入也一起随之迅速增长。
固然，若今年税率持续下降的话，那么一开始它将会对可供劳动力产生尤为积极的影响。但是那也会对储蓄产生积极作用，到明年乃至今后，这种作用就会影响到财富积累。从长期来看，财富与税后工资有以相同比例增长的趋势，其对工作的影响将消失。
然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根据标准分析，减税会使政府削减财务和劳务购买，比如国防开支。但是，减税也会减少福利承诺——社会援助、社会保险，此两者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从那个方面来说，减税虽然逐渐增加了个人财富，却会降低社会财富的数量。这是一个实验性的问题。
十年前Gylfi Zoega与我一同做的调查，肯定了劳力税的降低在短期内会促进就业。但是长期呢？税率对就业的长期影响有何国际性差异吗？
1998年我们为研究1990年代中期国家失业率和当今劳动力税率之间的联系而检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结果一无所获。 2004年，我们研究了劳动力参与率，并再一次关注失业率。仍然没有发现什么联系。失业率高的国家包括高税收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也包括低税收的日本和西班牙。低失业率的国家包括低税收的英国和美国，但是也有税收很高的丹麦和瑞典。
当前，新自由主义学派告诉欧洲大陆，降低劳动税能够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但是这样的降税所带来的效果，即使不是完全地，那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转瞬即逝的——尤其是当福利承诺被节省了的时候。不出二十年，高失业率将重新悄悄潜回欧洲大陆。由于降税所引发的错误期待将使政策制定者把重心从基础改革移开，而那些改革正是欧洲大陆要再创繁荣所必不可少的，因为高革新率、充分的就业岗位以及国际级生产力都要借助于此项改革。
埃德蒙德S·菲尔普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6年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张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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