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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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以和解求和平

纽约 ——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当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阿富汗的军事攻势打响之际,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也总算开始在国家和解方面动起了真格。这一和解进程的主要焦点在于:寻找到某些至少可令塔利班一部分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并投入生产性活动的手段。塔利班成员若想满足重新融入的标准,则需要放下武器、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往来,并同意尊重阿富汗法律。

这一政策变革对于当前正在展开的军事行动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平行措施。同时它也是对现实姗姗来迟的承认,这一现实便是:阿富汗迄今为止所遵循的“照常发展”政策已经失败。事实上,正如惨痛的历史所证明的那般,旧政策始终不足以唤起阿富汗民众的支持;而在新的军事增兵问题上,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八年之前,阿富汗开始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远离暴力与不安全的安全转型;以建立在参与型政府与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为目标的政治转型;从部落与民族对抗转为国家和解的社会转型;以及经济方面的转型,它旨在将一个饱经战争折磨、且无稳定可言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民众在其中可以通过体面而合法的方式谋求生计的、具有生机的经济体。

由于经济重建发生在这种多重转型时期,因此阿富汗的遭遇与普通发展进程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阿富汗当前的局势反映出 ,截至目前为止,民族和解(而非最优发展政策)未能被当作该国政府与国际社会最基本的优先考虑。

自冷战结束后开始进行此类转型的、饱经战火洗礼的国家,其结果令人感到悲哀:约有半数的转型体在数年之内重新陷入了冲突,而另外半数中的大部分则变得高度依赖于援助 —— 在当前这种金融环境之中,这的确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状况。而在这两个方面,阿富汗的表现都很糟糕:该国重新陷入了冲突,而且也尚未断绝对援助的高度依赖性。

萨尔瓦多在其内战结束之后,成功地避免了战火重燃或依赖援助的命运,而这主要归功于:该国着重致力于使双方原参战者以及其他受战争影响的民众重新融入到国家安全部队、政治进程或经济方面的生产性活动之中。萨尔瓦多政府实施的“武器换土地”项目,是其生产性再融合的主战场,该项目为受益者提供了一种能够养家糊口的生计,并且使之在国家财富中拥有了自己的一份利益(无论这份利益是多么微小)。

由于在任何一种趋向和平的转型过程之中,国家和解都是人们所面对的主要短期挑战,因此无论何时,当事关和平的政治目标与事关发展的经济或财政目标发生冲突时(而两者常会发生冲突),后者都应当为前者让道。人们需要在预算分配中,为与和平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重新融入以及其它和解项目)给予优先考虑。而未能对其加以优先考虑,已被证明就是国家重燃战火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阿富汗的成功转型需要塔利班的重新融入;而这又需要细致的规划,大胆而又新颖的、诱使塔利班解除武装的解决方案,以及或许在未来许多年中、坚持正确政策“不动摇”的承诺。

不过,重新融入需要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人们也许能够找到某些刺激措施,它们能劝诱塔利班大部分普通士兵结束叛乱生活、加入阿富汗武装部队或警察、在地区政治中扮演一定角色、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或在农业和其他私人部门找到工作。现金报酬应当被压缩至仅能满足眼前生活所需的最低程度,但政府需要立刻执行创造就业方面的积极政策。

然而对于塔利班指挥官而言,问题更为棘手。正如萨尔瓦多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指挥官所制定的方案那样,人们也得为塔利班指挥官提供更为丰厚的回报。在阿富汗案例中,我们也许还需要大幅削减塔利班与毒品有关的资金来源,而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摧毁叛乱分子藏身之处的针对性军事行动,同样不可或缺。

但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使阿富汗的和解变得尤具挑战性。首先,卡尔扎伊政府必须克服可信度问题,此前该政府曾向放下武器的前塔利班成员许下承诺,但却最终食言。其次,捐助方在伦敦会议上承诺捐助给“和平与再融入信托基金”的 1.4 亿美元,明显不足以满足有效再融入之需。

套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便是:确立和平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但它的确又是不错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挽救数千人的生命,而且与国际社会在始于 2001 年的所谓“反恐战争”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数千亿美元军费与维和行动开支相比,这一点投资真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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