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in Motion
糟老头
Chris Patten
|
|
|
|
发自伦敦——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我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个糟老头。我应该会让我的孩子们以及由本人担任校长的牛津大学的学子们感到厌烦，因为糟老头对一切都看不顺眼，总有些人心不古之类的抱怨。但我本人可不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是在1962年上的大学，而且在第一个学期就碰上了古巴导弹危机。当时整个世界似乎就在一场核灾难的悬崖边缘走钢丝。在那些日子里，支撑全球和平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互相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亦称共同毁灭原则）。那么在世人把核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防止核扩散，并把上一代人的核不扩散条约进一步加强完善的今天，难道不能说从前的世界比当今世界更糟糕，更危险吗？
当我在牛津读书的最后一年，我以学生身份访问美国并到了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在此你可以回想一下理查德·尼克松出席非洲国家加纳的独立庆典时发生的小插曲。当时在典礼接待处尼克松把一位（黑人）嘉宾误认为加纳本地人，还走过去问他对能够投票并享受法治之下的自由感觉如何。“我可不知道，”那人回答，“我是阿拉巴马人。”
在我成年之后，美国则经历了从刺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到选出一名黑人总统的过程。这很好，没什么好抱怨的。
但在世界其他角落，一些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则带有某种黑格尔哲学的意味——它们都是从前为解决某些问题或者某些成功事件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最大，且足以被定义为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在上个世纪，这个世界的腰包鼓了起来；人口增加了4倍；城市人口也增加了13倍；而我们对所有物质的消费都有增无减。我们多用了9倍的水资源和13倍的能源。工业生产也比世纪初跃升了40倍。
但与此同时——真正的麻烦来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增加了17倍。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问题——也是逐渐增加的经济活动以及繁荣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纵观即将在12月召开，旨在撮合一个应对气候变化之新全球协定的哥本哈根峰会的准备工作，我没什么好抱怨的。那些大国终于都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不再在这个问题上持否定态度。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都没有对证明全人类遭遇的科学证据予以否定。在中国，领导人们似乎也诚心要在其失控的国内经济中减少炭的比重。
而其中很明显存在几个重大问题，包括探讨各国如何为过去排放到大气中的碳负责，还有如何在国家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间取得平衡——中国在总排放量方面占的比重很大；而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在人均排放量上成为了不好的榜样——以及如何去实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及贫穷国家的技术转让。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那将来可就有足够多的东西要抱怨的了。
而这就是老人们在政治上显得不合时宜的地方。容我解释一下，在老一辈人的一生中，成功地定义就是不断增长的GDP，更多的人能赚到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来资助公共项目，还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上述这几点是不能用来衡量未来的成功的。我们必须更多地就增长的内在质量问题进行探讨。法国总统萨科奇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无疑是明智的。
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贫困阶层会感到不高兴，但我并不是说增长就是不好的，而是应该提倡一种正确的增长方式——一种不至于以牺牲我们的未来作为代价的增长方式。
我们必须用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呈现方式来向市民们解释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一面对可持续发展大加赞赏，一面却对相关的实际政策投了反对票。
当我们提议要限制那些大型名贵汽车对环境的破坏时，德国选民退缩了，而在抗议汽油涨价，尤其是反对执行更高能源税的游行中，卡车司机的背后都是英国选民的身影。征收碳排放税的理念更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抵抗。
我有5个不足4岁的孙子辈。当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并有资格去发牢骚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70~80年了。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只是不知到时他们将有多少的牢骚，是由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呢？
彭定康，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前欧盟对外关系专员，现任牛津大学校长。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www.project-syndicate.org
You might also like to read more from Chris Patten or return to our home p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