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

按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说法，“巧实力”的概念在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居于核心地位。“巧实力”是指外交、防务、发展以及其他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妙综合。然而，奥巴马的巧实力战略最近正在经受中东事态的严峻挑战。

如果奥巴马不支持埃及、巴林、沙特或是也门政府，那么他的重要交目标——包括中东和平、波斯湾海军基地、稳定的石油市场以及反基地组织合作——将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如果奥巴马只支持这些政府，那么这些国家被信息武器武装的新型公民社会就会群起反抗，从而损害长期稳定。

保持好硬实力（与政府搞好关系）和软实力（支持民主）之间的平衡就好比是在走钢丝。奥巴马政府的钢丝走得相当惊险，不过好歹没有掉下去。

由于是奥巴马政府在使用“巧实力”一词，因此一些人觉得这个词仅仅对美国适用。批评者抱怨“巧实力”仅仅是一句口号，类似于给美国外交政策镀金的用词“严厉的爱”（tough love）一样。但巧实力并不仅仅适用于美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件难事，但又不可或缺。

事实上，一些小国对巧实力战略相当在行。新加坡对国防投入甚巨，将自己打扮成一只“毒虾”（a poisoned shrimp），让虎视眈眈的四邻投鼠忌器。同时，它的硬实力战略又是与软实力结合在一起的。新加坡在东盟事务方面屡屡示好，并将国内大学建设成东南亚地区非政府活动的中心。

类似的还有不少国家。瑞士长期以来利用义务兵制和多山的地形作为硬实力威慑之源。但同时又大力发展银行、商业和文化网络，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卡塔尔只是沙特海滨的一个半岛，它一方面将领土借给美国用作入侵伊拉克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又支持者半岛电视台——以批评美国行为著称的中东地区最热门电视台。挪威加入北约以增强国防力量，但同时也在海洋开发援助和和平调解方面高瞻远瞩，以此增强自己的软实力。

历史上，崛起的新势力总是使用巧实力战略来获益。19世纪，俾斯麦用侵略性的军事战略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三战三捷，一统德国。但统一大业一完成，俾斯麦就将德国外交事务的核心转向于邻邦建立盟友关系上，并将柏林建设成欧洲外交和冲突解决中心。而20年后威廉二世皇帝的大错之一便是罢免俾斯麦，并撕毁俾斯麦与俄国签下的“再保险条约”，还在公海上与英国争夺海军霸权。

日本在经过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大增，于1905年击败了俄国。但此后日本对英国和美国采取了和解配合的外交手段，花大力气塑造自己惹人喜爱的国际形象。20世纪30年代，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中包括反欧宣传的软实力成分），但以失败告终。二战战败后，日本回归了军事实力最小化的战略，转而依靠美国的战略同盟。日本通过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达成了目标，但其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一直十分有限。

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十年中建立起了强大的军队，同时也使用软实力——毛泽东思想和第三世界大团结——来争取外国盟友。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主流，中国领导人转而推行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对外国事务说三道四，以免影响国内发展。

2007年，胡锦涛主席公开宣扬软实力建设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崛起的背景下，建设软实力实属明智之举。中国在硬实力增加的同时一直试图保持友善姿态，以安抚四邻对其实力的担忧，防止它们采取制衡措施。

2009年，中国对能在全球衰退中一枝独秀保持高增长非常自豪，可谓实至名归。但很多中国人因此错误地推断这代表着全球实力均衡的转移，美国已经日薄西山了。

但这样说可能会导致冲突。事实上，由于对自身实力充满自信，中国的外交政策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变得强硬了。此举绝非上算，中国正在偏离崛起势力的巧战略，也与邓小平的判断——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小心崛起——背道而驰。在面临国际批评和与美国、日本、印度及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形势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定重新回归邓小平的巧实力战略。

因此，虽说奥巴马政府正为在革命风起云涌的中东地区实施巧实力战略而焦头烂额，但这其实没什么好担忧的，因为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为结合硬实力与软实力而烦恼的国家。巧实力对是否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成功十分重要，但绝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