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

1989年以来，世界还是头一次经历这样一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熊熊烈火，这场大火横扫了这片辽阔而古老，迫切需要改革的大地，其势如排山倒海，无可阻挡。这场大火从马格里布地区烧到到地中海东部，然后又蔓延到阿拉伯半岛，正在改写着阿拉伯的历史。新一代领导人似乎正在准备接管权利。

类似这样的时刻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带来了特别的挑战，他们必须一面关注目前的世界，一面又要谋划如何应对世界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为努力做到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一直在高谈阔论“必须站在历史上正确一边”，或者引用鲍勃·迪伦（Bob Dylan）的话“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去帮一把的话，也决不要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对美国而言，目前的确是个微妙和不断变化的时代，尤其是当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总统能够强烈地表达出他们的感情的时候更是如此。奥巴马曾大声疾呼左、右翼都采取行动，为阿拉伯人自己掌控的变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面对阿拉伯国家爆发的一个又一个危机，奥巴马政府在选择相应对策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但如果很好地遵循了如下一些准则，不随每轮事件的出现而变来变去，就可从容应对这些危机。

首先，站在历史上正确的一边是一回事，但暗示美国正在鼓动（即使不是亲自执导）阿拉伯起义则是另外一回事。要避免人们的这种看法有时确实很难，在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都认为美国媒体是万能的美国人伸出的一只手臂。所以，当有报告称美国记者近于在带领啦啦队助威（一种比较经常发生的事情）时，认为美国正在操纵事件的猜测就有了新的佐证。

因此，在危急关头奥巴马当局不要出面去指手划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有些时候缄默不语是美国总统的最佳选择，即使这样会使他显得无所作为也不要为之所动。而目前就是选择这种策略的时期。

第二，美国人常常为他们在处理世界事务中引入了现金交易理论而感到骄傲。但现在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事情并不是一系列的交易行为，这是一种表现为代际态度差异、性别关系和城乡关系紧张的文化结构的转变。当然，民主与专制形成了一个断层，两者无法共存。但正如我们从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的历史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这种局面也是1300多年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所造成的。为应对一个断层而设计的外交政策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断层。

精确地分析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当然非常重要，但事实证明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声波分析来进行这种判断非常困难。虽然许多美国人喜欢将有无“推特”社交网络，敢于在“脸书”网站曝光者与封闭保守的人们划归为敌对双方，但其他一些特征更可能揭示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当然，没人愿意将目前的情况与“部落”或“氏族”冲突挂钩，但这些元素往往在决定人们是否愿意走上街头的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事实上，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而出现的政治错误迷雾反映了在当代全球化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类似的组织原则存在的现实。但不能因此而将这种现象排除在进行分析所需的因素之外。

第三，在这场阿拉伯起义背后至少有一个动机也同样弥散着西方政治的味道，就是说不顾现实与风险，也不顾及未来，一心只是要将坏蛋们扫地出门。我们看到这种情绪已经反映在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口号中：“人民要推翻这个政权。”

这些统治者中的确有一些无赖，但在他们过去的执政生涯中西方国家却奉若至宝。在某国家，这些执掌政权的人和他们的亲信窃取了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谁能说这种目的就比壮大民主阵营的动机低级呢？“将坏蛋们扫地出门”的动机仍然值得尊重。但不幸的是，将坏蛋赶走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民主。

最后，奥巴马政府应该牢记于心，在一些国家，旧秩序很快将被取代，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可能达不到最初的希望，实际上甚至可能比以前的状况还要糟糕（这一点可能存在争议，但想一想法国大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伊朗革命后的情形。）当然在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结果更多是有益的一面（如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有东欧1989年的巨变等等）。

某些历史性进程尽管启动很快，但最终却蹒跚不前。一个对民众漠不关心的独裁者实际上在维持其统治权力方面却可能相当有才华。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也就是美国）不可避免会受到军事介入以推翻暴君统治的呼吁。

当这样的局面出现后，决策者们应该深吸一口气，首先要了解这个暴君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没有人费神去研究像萨达姆这样一个农民如何能够夺取政权，并将其独裁统治保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是怎么处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或怎样使复杂的伊拉克部族关系维持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

当然，萨达姆的做法植根于恐怖统治，但同时也是他能够牢牢把握伊拉克内部政治和社会进程的结果。美国卷入伊拉克内部事物现在已经9年了，已经花费了1万多亿美元，搭上了成千上万美国和伊拉克人的生命，应该在理解这些进程方面与萨达姆有了同样的深度。

当美国回应一个新出现的阿拉伯世界（不一定是新出现的民主制度）时。应该牢记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