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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阻力

纽约—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决策者成功地阻止了大衰退滑向第二次大萧条,秘诀就在于阻止了保护主义者和内向政策的要求。但如今反对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更自由的流动——的力量来临了。

这一新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经济形式:贸易壁垒、资产保护、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行动、偏袒本国工人和企业的政策、反移民措施、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源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政党正在崛起。

这些势力厌恶超国家治理机构的缩写简称——EU(欧盟)、UN(联合国)、WTO(世界贸易组织)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机构都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甚至成为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缩影的或联网也面临惨遭分割的前景,因为极权国家——包括中国、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试图限制社交媒体的接入和镇压言论自由。

这些趋势的主要原因是明确的。从美国经济复苏开始,宣扬保护主义措施的民粹主义政党指责对外贸易和外国工人是经济长期萎靡的罪魁。使之雪上加霜的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大部分国家呈现加剧之势,更不用说赢家通吃经济所造成的只有精英才能从中获益的感觉和政治制度扭曲的日益普遍了。如今,发达经济体(比如在美国,财大气粗的商业利益集团为当选官员提供取之不竭的资金,而这是合法的腐败)和新兴市场(通常由寡头住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似乎都在为极少数人服务。

相反,对很多人来说,看到的只有长期停滞,萧条的就业和不见增长的工资。由此造成的工作和中产阶级经济不安全感在欧洲和欧元区最为尖锐,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民粹主义政党——主要集中在极右翼——在上周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胜过了主流政党。正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集权政府崛起铺平了道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趋势。

如果收入和就业不能快速赶上,民粹主义政党将在欧洲的国家层面愈加接近掌权,反欧洲情绪将阻挠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更糟糕的是,欧元区可能再次陷入风险:一些国家(英国)可能退出欧盟;另一些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可能最终陷入分裂。

甚至在美国,广大白人下层阶级感到来自移民和全球化的威胁,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可以从极右翼和共和党的茶党派影响力日增中一窥端倪。这些群体的特征是经济本土主义、反移民和保护主义倾向、宗教狂热以及地缘政治孤立主义。

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和中亚地区也可以看到这一动态的变种。在这些地区,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带来民主、经济自由化和快速的产出增长。相反,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政权统治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追求只能保证低迷经济表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动摇乌克兰的行为置于他领导“欧亚联盟”的梦想中加以考察。“欧亚联盟”是略加掩饰的再建前苏联的计划。

在亚洲,民族主义也在卷土重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现在的印度的新领导层都是政治民族主义者,该地区的领土纠纷依然严重,由来已久的历史恩怨也愈演愈烈。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正在向类似的民族主义倾斜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领导人——如果想要让回落的经济增长重新获得动力并且(对新兴市场而言)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解决重大结构性改革挑战。经济失败可能助长更大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甚至触发军事冲突。

与此同时,中东仍处于停滞不前状态。阿拉伯之春——拜低增长、高年轻人失业和普遍的经济绝望所赐——已经转变为埃及和利比亚的暗无天日,上述两国的替代方案是回归极权强人和政治混乱时代。叙利亚和也门内战肆虐;黎巴嫩和伊拉克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伊朗自身既不稳定,对其他国家也是威胁;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越来越像是失败之国。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经济失败以及穷人和年轻人看不见机会和希望助长了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和对西方的仇恨,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兴起了恐怖主义。

20世纪30年代,没能阻止大萧条让欧洲和亚洲的极权政权赢得了权力,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回,大衰退引起的危险让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面临着长期停滞,也给新兴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增长挑战。

这简直是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理想的温床。今天的贸易和全球化阻力应该置于这样的环境下去审视:从历史经验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