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假设全球主要决策者要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德森林集会，设计崭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当前的欧元区危机、全球复苏、金融监管、国际宏观经济失衡等诸多问题自然会成为他们的主要关注。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与会领导人超越自身利益，从全球经济规则是否健全的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

下面是可能达成一致的全球经济规划七点常识性的原则。（我在新作《全球化悖论》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市场必须与执行体系实现深度的融合。市场能自我调整的理念在不久前的金融危机中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应当被彻底埋葬。市场需要得到其他社会制度的支持，需要法院、司法框架和监管机构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市场需要央行及反周期财政政策所发挥的稳定作用，需要调节性税收、安全网络和社会保险所赋予的政治支撑。上述规则在全球市场同样适用。

2.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民主执政很可能主要在国家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民族国家也会继续生存下去，而且成为实质上唯一的游戏规则。探索全球治理只是徒劳的奔波。国家政府不可能将控制权拱手让给跨国机构，而整齐划一的规则也无法适应多样的社会偏好和需求。欧盟或许是之前唯一的例外，但它目前经历的危机似乎证明了这条法则。

我们经常将国际合作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目标上，最终却只在主要国家间获得最微不足道的成果。即便国际合作真的“成功”，由此产生的规则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只反应大国的需求。资本要求领域的巴塞尔规则和世贸组织的补贴、知识产权和投资策略规定最能反应此类越俎代庖。支持而非损害国内民主制度可以令全球化的效率及合法性得到增强。

3. 多元繁荣。承认全球经济的核心制度基础必须存在于国家层面让各国得以放手发展最适合自己的制度。美国、欧洲和日本长期以来创造的财富具有可比性，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企业治理、反垄断规则、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方面的差异都非常显著，每十年更迭的国家典范为后世树立起模仿的榜样。

未来的成功社会需要留下实验的空间，为机构开辟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认识到制度多样化需求和价值的全球经济不仅不会扼杀实验和发展的空间，相反会起到促进作用。

4.各国有权保护自身的法律和制度。上述原则看似并无恶意。但其深层内涵却与全球化倡导者的普遍信念相背离，其中之一是各国捍卫其国内制度选择的权利。如果国家没有建立和保持（一言以蔽之，“保护”）其自身制度的方法，对制度多样性的认可就毫无意义。

因此应当承认各国有权维护税收政策、金融法规、劳动力标准、或消费者健康及安全规则等国家法律，并且有权在贸易显著威胁到广受公众支持的国内惯例的时候，在必要时设立过境屏障。如果全球化倡导者是对的，那么保护要求就会因缺乏证据或支持而无法通过。如果相反，那么必须设立疏导机制，确保开放经济和捍卫国内法律这两种矛盾的价值观都能在公众讨论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5.各国无权向别国强加自身的制度选择。必须严格区分利用跨境贸易和融资限制捍卫国内法律价值观及将自身法律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的政策。全球化规则不能迫使美国和欧洲人消费以无法被本国大多民众所接受的方式生产的商品，但他们也不能听任美国或欧洲利用贸易制裁或其他压力试图改变外国的劳动力市场规则、环境或金融政策。各国有权利各行其是，而不是被迫做出整齐划一的选择。

6.国际经济秩序必须建立起对国家制度相互影响进行管理的规则。由民族国家进行世界经济职能的核心治理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国际规则。归根结底，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范围和深度有限，但依然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分散化的完全自由主义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与其强制采用相同的车辆或规定统一的时速，我们所需要的是能让各种大小、形状和速度的车辆自由行驶的全球经济交通规则。我们要在为国家制度多样性留出空间的同时，力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目标。

7.非民主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不能享有与民主国家同等的权利。以上原则的吸引力及合法性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真实存在的民主审议制度。如果国家不存在民主体制，那么整体框架就会崩塌。我们无法继续假设非民主国家的制度架构真正反映民众的偏好。因此必须有不那么宽松的不同规则约束非民主国家。

以上即为今后全球经济秩序缔造者必须接受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理解这些原则背后凸显的终极悖论：即过度推行全球化可能起到过犹不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