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作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埃及参加纳赛尔总统的葬礼。当时，埃及与苏联紧密结盟。我们抵达开罗之时，苏联的存在随处可见，到处都是苏联坦克、导弹和士兵。

我们预定在在访问中会见萨达特。鉴于当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代表团中无人确信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惊讶的是，萨达特告诉我们说，他实际上对美国报有尊敬。原因呢？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曾经访问过我国并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事实上的确如此。上台两年内，萨达特把苏联人驱逐出了埃及，而且开始与美国建立友谊。尽管存在挑战和不时的分歧，这一友谊证明是重要的而且比以往更为具有价值。

我提及这些军队间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这一新世纪中，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军事安排和全球伙伴的变革。由于冷战结束后涌现的新现实以及新威胁，这些调整是必要的。

应当注意到，2001年以来，美国也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与更多的国家、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在世界更多的地方作出了更多的工作。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事件后，布什总统为进行全球反恐战争帮助组建并领导了有80多个国家参加、历史上最大的联盟。而且，大约60个国家目前正扩散安全倡议中通力合作来防止危险武器和原料运送到恐怖分子或者非法政权手中。

我们对包括北约组织在内的传统军事联盟的结构和作用进行了反思。北约目前正在建立一支新的北约反应部队，而且随着在阿富汗部署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北约第一次跨越了欧洲。

当今，我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上。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优先重点将会变化。而且，将来要求我们做的许多事情可能会由其他人作出的选择决定。

让我们考虑一下俄罗斯。这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资源、人民教育程度良好、科学和文化成就源远流长的国家。正如美国人民和世界其它各地的人们一样，他们也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在某些安全问题上俄罗斯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我们之间的总体关系在最近几十年来是最好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俄罗斯并未予以帮助。例如，它把能源资源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而且他们对邻国积极的政治变革进行抵制。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人民具有很好的教育水平和天赋，他们的国家潜力巨大，经济增长迅速，劳动力吃苦耐劳。但是，中国行为的某些方面还是令人不安，令我们的关系复杂化。去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军费开支看起来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承认的数字。加之极为缺乏透明度，这一情况自然让邻国们担忧不已。

除了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所作的选择外，美国自身的选择对于决定美国面对何种未来也非常重要。美国公众情绪不时反对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履行我们对盟国以及自由事业的承诺。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作为美国驻北约大使，我不得不从欧洲飞回美国作证，反对国会提出的将美国军队撤离西欧以及北约的法案，而当时苏联正在大幅增加军备。

我们以前称前苏联的华约成员国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为“俘虏国家”。今天，它们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并且是我们反恐战争中最为坚定的盟国。

这并非偶然。展望未来，我相信如果我们具有智慧、勇气以及力量来调整长期战略安排、接纳新的伙伴，并且最重要的是在逆境和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我们将会在这场与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新世纪中可能出现其他威胁的“长久战争”中赢得相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