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主导着世界。而今天，这一主导地位似乎正面临着来自东亚的儒教后人的威胁。儒教是国家凝聚力的最佳意识形态。

数千年来儒教的谆谆教诲之于东亚的经济崛起，就如同新教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一样重要。儒教的原则在后儒教时代的东亚仍然为人们提供着内在的指引，正如《圣经》的训诫仍然是后宗教时代的西方不可或缺的标准一样。

自从孔子的门徒在早于苏格拉底的一代人以前将其格言辑录成册以来，儒教的本质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的确，在耶稣基督诞生的两百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将儒教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了。

儒教实质上是对一个在有德行的统治者治理下的仁爱的官僚政府的哲学辩护。“德”确保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顺从状态。正如孔子在其儒学经典《大学》中所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在11和12世纪新儒教复兴中，又增添了一个形而上的层面，以弥合儒教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足。至此以后，凡有着平和良知的儒教追随者都会蔑视佛教徒的出家。这一对根本原则的重述，重新确立了儒教在中国以及其邻国中整整700年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西方介入之前，新儒教为中国那些诚服的邻邦—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其原则在19世纪以前稳定、世故的东亚农业文明中备受推崇。因为它们精当地将社会和政治组织结合起来以促进稳定与和谐。

和谐的终极保证是统治者的公平，这使他能够行使“天降大任”；人民有权利，甚至可说是有义务反抗暴君。虽然新儒教的伦理基础至关重要，但中国人同时也明白具有高度的道德操守的官僚体系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在7世纪完善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儒教经典为课程大纲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

当然，新儒教的体系并非能够摆脱人的欲望。许多儒家的皇帝都是残暴的。但稳定的局面还是实现了。从1368年到1911年封建帝制终结，中国只有过一次朝代更替。德川幕府的将军们在1600年统一了日本，其后继续掌权两个半世纪。在朝鲜，李朝的统治从1832年一直延续到1910年日本人的征服。周期性的内部冲突和叛乱没有被根除，但只有在越南，朝代的长盛不衰才成为持续内战的庇护。

正如一个快乐的童年对人的影响一样，儒教文明给予其奉行者面对西方挑战的自信。由于儒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知论的意识形态，只关注可见的世界的管理，所以后儒家弟子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那种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与工业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冲突中所引发的精神痛苦的折磨。

儒家的公民文化也为成功自治的漫长历史奠定了基础。东亚的人们以一种自觉分散的世俗单位的形式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相比之下，有着两种主要宗教和十数种主要语族的印度次大陆，则只有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才在现代得以统一。

实用的知识是后儒教国家成功的关键。儒家的文人避免体力劳动，留着长指甲，但他们却并从不对世事表示憎恶。中国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一个聪明的农家少年所在的村庄不遗余力地为他提供教育，而在他成功踏上仕途的过程中，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的地位都得以提升。

理想地说，国与家是镜像。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家长，他以德治人，以回报大臣和国民的顺从，同时家庭成员之间都有着固定的等级关系。家庭与民族共同顺从也相互依存。

明治时期的日本充分发挥了将国家作为宏观意义上的家庭的优势。1890年颁布的一道圣谕指出了教育的目标：将忠诚、顺从和孝行的儒家思想从家庭转移到整个国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严复—他所翻译的亚当斯密、米尔、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的作品甚至被年轻的毛泽东读过—也总结说忠孝所培养出的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可以运用到工厂和政治组织之中。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后儒教国家已经习惯了一个由理论上平等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多元世界。然而，要了解这样的调整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是困难的。如果西方被认为是想维持它在200年前通过率先工业化所攫取的领导地位，因而要永久地否认后儒教国家活力的成果，那么，中国人尤其会认为多元化不过是表面文章，而西方的世界观也不过是对他们传统世界观的复制罢了。

今天的贸易和货币之争就会因此变成一场文化之战。数十年以后，当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向当时，就很难决出胜者。西方最好现在就接受平等—并努力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