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是什么驱使法国穆斯林青年默罕默德·默拉杀害了三名犹太儿童，一名犹太教拉比还有三名士兵——其中两名还是和他一样的穆斯林？又是什么驱使另一个人，安德斯·布雷维克去年在一个挪威夏令营中枪杀60多名青少年？他们的疯狂屠杀行为实在是太过诡异，所有人都希望能有个解释。

像某些人那样迅速给凶手扣上“怪物”的帽子其实于事无补。他们不是什么怪物，只是些年轻人。将这两人定义为疯子同样也是回避责任的。如果他们真是医学意义上的疯子，那就什么都不需要解释了。

对此分别出现了两种拥有广泛社会政治基础的说法。一个由饱受争议的穆斯林社会活动家塔西克·拉玛丹（Tariq Ramadan）提出——他将这一切归咎于法国社会，具体来说是那些法国穆斯林青年因为其信仰和肤色而遭到了边缘化。

即便这些人都拥有法国护照，他们依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当总统萨科齐这样的移民后代都认为法国充斥着外国人，他也随之把默拉这样的年轻人逼到了墙角。这些人中的极少数都因绝望而走上了邪路。

另一个解释则是萨科齐所喜欢的，用默拉自己的言论来说明一切。默拉说他是为了抗议法国在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还要为被杀害的巴勒斯坦儿童报仇。他希望自己化身为圣战战士打垮法国。他深受基地组织的鼓舞。既然人家都这样说了，凭什么不相信他？于是萨科齐果断下令逮捕一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嫌疑人，并点名禁止几个伊玛目参加法国境内的一场宗教会议。

那些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问题根源的人也倾向于把默拉这样的凶手视为社会融合失败的产物。除非能迫使这些移民接受“西方价值观”，否则他们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国人”。

但很显然没人能说安德斯·布雷维克不是一个真正的挪威人，不过人们也可以从他的言论中找到证据。排外主义煽动者的说辞似乎使他确信必须杀掉那些社会民主派精英的孩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多元主义和伊斯兰教威胁下保卫西方文明。他的杀戮就是这些危险念头的极端恶果。

两个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许多穆斯林青年在自己出生的国度饱受歧视，而那些极端言论，不管是出自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是其对手，都为最终的暴力创造了滋生的土壤。

但无论是拉玛丹还萨科齐都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他们想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这些极端凶手。即便面对社会的排斥，大多数年轻穆斯林也没有变成杀手。你根本不可能用某个典型概念来解释默拉这个人，无论是种族或者还是宗教歧视。

此外默拉根本算不上是一名宗教狂热分子，只是一个对宗教毫无兴趣的小混混而已。而相对于其他宗教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大概在于能将暴力行为赋予某种荣誉感。默拉喜欢看那些圣战分子杀人斩首的视频。他还尝试加入法军和法国外籍军团，却因为犯罪记录而遭弃用。如果法国人没有招募他，他就会加入圣战组织：在哪都不重要，只要能让他觉得自己手握权力，并找到一个纵容其暴力冲动的理由就行了。

许多年轻人都会沉迷于宣泄暴力的幻想；但只有很少一部份人会付诸行动。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一个借口或者是理由，但却很少成为人们行凶的主要成因。杀人狂往往都是某种形式的个人复仇——这些失意者们希望让附近的世界领教一下自己的厉害，因为他们感到——不管是在社会生活，工作中还是性方面——被侮辱或者被排斥了。

有时凶手的行为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正如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隆比纳高中枪击案中杀害12名同学和一位老师的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兰·克雷布（Dylan Klebold）那样。人们指责是那些宣扬暴力虐杀的电脑游戏和电影影响了凶手的行为。但绝大多数这类娱乐产品的爱好者都不会动手杀人。

布雷维克幻想成为一名奋勇捍卫西方的骑士，默拉自认是一个圣战者，而谁又知道科隆比纳枪击案的凶手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但这些引发杀戮的理由都与他们自身有关，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他们消费的娱乐产品或者其他事物上面。

当然，对这类事物的查禁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那些鼓吹暴力的公众人物也应受到谴责。宣扬仇恨的言论和暴力意识形态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但在默拉或者布雷维克的案件中过度归咎于这些也是误导性的。

审查制度也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查禁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或者不准展示纳粹标志都未能制止新纳粹主义者杀戮外国移民的行为。打击暴力色情出版物也无法遏制强奸犯和校园杀手的出现。防止政治煽动家攻击穆斯林或者多文化主义者无法阻止下一个安德斯·布雷维克行凶。不允许极端主义伊玛目进入法国也不能保证下一个默拉不会大开杀戒。

事实上，像萨科齐那样把默拉的暴行比作“9·11”袭击无疑是帮凶手带上了不相称的高帽。没有证据表明他隶属于任何组织或是某种革命运动的先锋。利用这起事件来煽动伊斯兰恐慌可能对萨科齐的选举有利。但挑拨恐惧往往不是防止暴力再次发生的最佳良方，相反更可能会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