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瑞士共有四座带尖塔的清真寺，该国名义上的穆斯林人数为三十五万，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欧洲人，其中只有13%的信徒定期参加祈祷活动。一个人或许会觉得，这一状况算不上大问题；然而在一次公投中，却有57.5%的瑞士投票者支持在宪法中对尖塔加以禁止，这一做法据称源自其对“原教旨主义”以及瑞士“被逐步伊斯兰化”的担忧。

是不是瑞士人比其他欧洲人更为偏执呢？恐怕并非如此。公投所衡量的是大众的本能反应，而非深思熟虑后的观点；而大众本能反应基本上与自由宽容无缘。若在其他欧洲国家就此问题进行公投的话，大概也会得出相似度惊人的结果吧。

将瑞士投票禁止尖塔之举归结为“伊斯兰恐惧症”或许并不准确。（这一想法只受到了右翼的瑞士人民党推动，而其他政党与此并无关联。）的确，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长期相互敌对的历史，以及近期出现的一些由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制造的暴力事件，确实使很多人产生了某种恐惧感（而比方说印度教或佛教等其他教派，却不会令其产生这种情绪）。于是，如导弹一般刺入晴空的尖塔，便很容易被丑化为一种可怕的景象。

不过若是瑞士人以及其他欧洲民众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自信的话，那么其穆斯林同胞可能就不会在这些人心中触发此般恐惧了。或许，这便是问题之所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公民还拥有自身不容置疑的集体信仰与身份之象征。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令许多欧洲城市沐浴在荣光之下的教堂尖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很少有人会与异教徒结为夫妻。

同样，直到不久之前，许多欧洲人还信服于其国王与女王，他们挥动着本国的旗帜，唱着各自的国歌，接受着关于其民族英勇历史的教育。月是故乡明，海外旅行毕竟只是军人、外交官和富人的活动。那时，“身份”尚不被视为问题。

不过，在全球资本主义、欧洲一体化、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为民族情感打上的耻辱印记、以及宗教信仰的普遍丧失（或许这一点最为重要）等诸多因素作用下，许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业已去魅的自由世俗世界之中；大部分欧洲人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自由；教士与社会上层已不再对我们的所思所为发号施令；即便当他们试图这样做时，我们也往往置若罔闻。

不过，我们需要为这样一个新获自由的世界付出代价。免于信仰与传统的束缚，并不总能带来更大的满足，相反，它会造成大范围的困惑、恐惧与怨恨。尽管集体身份的标识并未彻底消失，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已只能在绿茵场中觅得踪迹了；在那里，欢庆（以及失意）可能会很快失去控制，向暴力与仇恨的方向演变。

民粹主义的煽动者将政治、文化以及商业精英视为现代世界焦虑感的罪魁祸首。这些精英被指控应为大规模移民、经济危机以及普通公民的民族身份之丧失负责，其指责并非全是信口开河；但若这些精英因为导致此种现代症的发生而被人仇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去羡慕那些穆斯林，因为他们仍有信仰、仍然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拥有一些值得为之牺牲的使命。

许多欧洲穆斯林正如其非穆斯林同胞一样，过着一种业已去魅的世俗生活，但这并不重要；人们的认知才是关键。那些高耸的尖塔、乌黑的头巾之所以令人畏惧，是因为它们触及到了那些感到自身信仰丧失之人的痛处。

于是，反穆斯林民粹思想能在一些原左翼人士中找到部分最为狂热的支持者这一现象，便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因为这些人同样失去了对世界革命、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观念的信仰。而这些左翼人士中，还有不少在投身革命之前曾有过宗教背景，这样，他们便经历了双重的信仰沦丧。出于对伊斯兰的敌意，这些人热衷于谈论对“启蒙价值”的捍卫；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在为信仰大厦的崩塌而哀恸不已，无论这种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信仰。

可惜的是，对于这种被瑞士公投事件暴露出的社会弊病，我们却没有直接的治疗手段。当然，教皇会给出一种答案，他希望民众能重归罗马教廷的怀抱；福音派的传教士们也有获得拯救的药方；而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中，困扰欧洲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旧世界衰败的典型体现，是一种由福利国家以及对美国硬实力的软弱依赖所培育出的集体虚无状态；他们为此给出的对策是一个重生的西方世界，这个新世界将在美国的领导下、投身于一场推行民主制度的武力远征之中。

不过，除非一个人是天主教徒、重生派基督徒或新保守主义者，否则上述那些愿景看上去并不是很有前途。我们现在所能期待的最佳结果，便是自由民主国家能将这一不安的阶段应付过去，即人们能抵挡住煽动者的诱惑、抑制住暴力的冲动。毕竟，民主国家曾经在历史上经历过更为严峻的挑战。

尽管话是这么说，但我们若能减少公投次数的话，肯定也会有所帮助。因为公投这种活动与某些人的信念正好相反，它并不会强化民主制度；反而会通过减弱民选代表的作用（而这些民选代表的工作正是做出良好的判断，而非表达焦虑且愤怒的民众之本能感觉），而使民主制度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