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World
中国的电视管制
戴维 莫瑟
|
|
|
|
由"无边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03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报告》将中国排在全部166个国家的中的第161位，大致位于伊朗和北朝鲜之间。但至少中国现在的电视银屏上已不再有毛泽东时代那些一本正经的情节剧和笨拙的说教式节目了。不经意的观察者会发现在如今中国的电视节目中，性、犯罪、毒品、暴力和老套的游戏节目已是稀松平常，并可能由此得到中国的电视节目内容已经摆脱桎梏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直白的政治性内容上，这种印象就不复存在了。与党的原则稍有背离的观点也仍然不会出现在电视上。尽管电视节目在表面上已呈多元化，但对政治话语的控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几乎没有改观。
但中国电视节目的巨大播出量使这种控制变得困难。仅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一家就拥有12个频道（许多频道全天24小时播放节目）和近3000名雇员。CCTV受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管辖。众多的省、市级电视台也按规定转播CCTV的某些节目。这种联播方式代表着一项艰巨的行政任务。由于电视节目的需求量如此巨大，使得对电视节目内容的监控必须有最高的效率。
由于政府对娱乐节目的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化转变，检查制度有所放宽。政府不再对电视台进行巨额的补贴。新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迫使众多的电视台为了争夺广告收入而制作更受大众欢迎的节目。
因此，正如在文化领域的其它方面实行的策略那样，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电视内容在道德方面的控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实施的反色情的"扫黄"运动已成为历史。也许是意识到获得充分娱乐和心不在焉的老百姓不太会对公共政策发牢骚，共产党已经允许娱乐节目沿袭西方的模式从而放宽了在微观上的审查。
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新闻节目和其它节目事实上的分离。这样一来就便于有关部门严格控制新闻节目同时将大量的节目转入较宽松和较低劳动强度的监控体系。当然，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下，政治会渗透到即便是最无伤大雅的话语之中，许多谈话节目和观众参与的形式也需要一种较为含蓄但却仍然有效的内容管制体系。
我作为节目策划人为CCTV工作所遇到的第一个意外就是这种最低限度的管制体系。来自高层的指示和直接的审查极少发生。也几乎没有成文的方针列出禁忌或敏感的话题。更没有规定内容的备忘录。共产党的官员不会对节目流程的每一步都进行干预，也完全没有执行共产党的指令对已完成的节目进行删节的情况。
在表面上看，文案、导演和演员似乎可以自由地策划和制作他们的节目，而几乎不会受到监控。那么这种管制体系究竟是如何将不合适的内容拒之门外的呢？
首要的一点是这种体系主要是反应性的。定期碰头对节目进行评估的部门领导和审片委员会很少指定节目的内容。他们仅仅是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下达给节目编导。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是专断性的；较低层的员工极少有机会发表意见也无权上诉。严重违背上级意见的行为会导致处分或解雇。
事实上，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自律。就我的经验来讲，99%的审查都是由文案和制片人自己执行的。来自上级的零星投诉和警告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对可接受内容的界限的直觉，这种直觉使他们的节目从开始制作时就不会有不合适的内容。在缺少明确的内容指南的情况下，制片人往往会因为安全起见而使节目更保守。
含糊但却普遍存在的恐吓是使电视台的职员循规蹈矩的主要因素。但还有一种力量也在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中国根深蒂固的强调集体主义和团体导向行为的文化惯性。在这样的氛围中，含有政治导向错误的内容不但是种冒险，还是违反社会规范的。的确，在与中国电视人共事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种微妙的，近乎本能的避免任何特别、新颖、非正统，更别说是颠覆性的内容的倾向。
这种情况的例外是当共产党发动如有关1997香港回归和最近的反法轮功的闪电战一类的宣传攻势时。在这种时候，共产党就会下达指令制作含有某种特殊意识形态内容的节目。这些节目-称为"任务"-被制片人马马虎虎地对付过去，任务完成之后，节目流程又回到那种更为自下而上的模式。
许多电视制片人已经将这种控制内化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日常行为。在大量的古装剧和肥皂剧中获得充分娱悦的观众也没有要求更为自由的政治内容。如果没有什么巨大的变故，这种信息管制的方式会在21世纪的中国延续下去。
戴维·莫瑟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和语言学，现任北京CCTV的节目指导和英语顾问。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 2004 年 8 月。翻译：吴伟。
You might also like to read more from 戴维 莫瑟 or return to our home p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