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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民主独裁者?

开罗—埃及有史以来首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最近授权自己暂时掌握一切大权,他声称这样是为了实现推翻穆巴拉克独裁的革命的目标。但这一指令煽起了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诸多革命力量(包括忠于他的力量)的强烈反对,开罗解放广场爆发新的游行示威。

于是,穆尔西陷入了奇怪的境地:他不得不捍卫自己受示威者反对的决定,与此同时,他又要与示威者志同道合。“我和你们一样,梦想有一部属于全体埃及人民的宪法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他对反对者说,“不管是谁,若他希望埃及人失去这一机会,我将阻止他。”那么,穆尔西的“自动政变”(auto-coup)是实现革命的公开目标——民主的必要条件吗?

新宪法宣言、革命保护法(Revolution Protection Law)和新总统令的目标包括:

·         解除公诉人职务,他是穆巴拉克时代的遗留官员,没能证明受腐败和/或滥用权力指控的穆巴拉克政权官员的罪行。

·         保护尚存的选举和间接选举机构(均由伊斯兰教徒占多数)不被宪法法院法官(大多为穆巴拉克时代遗留官员)宣布解散。

·         对穆巴拉克的安全将官进行复审。

·         为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被压迫的受害者提供补偿和养老金。

大部分埃及人或许支持穆尔西的目标,但在很多人看来,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大幅扩张总统权力步子迈得太大了。埃及伊斯兰教徒和世俗势力之间严重两极分化,彼此互不信任,穆尔西应该料到会造成示威。毕竟,怀疑权力一直是革命活力的来源之一。另一个因素是“零和”观点:穆尔西的成就在反对者看来就是损失。

反穆尔西阵营的思想和政见是显著分裂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自由派改革者巴拉迪与法官俱乐部(Judges Club)头目、忠于穆巴拉克的辛德(Ahmed El-Zind)几无相同之处。但支持革命的反穆尔西阵营认为清洗司法系统的代价太大,他们指出,宪法宣言将导致独裁。

事实上,宪法宣言保护总统指令不受法官裁决影响(尽管穆尔西表示这只包括“主权”问题,而且只是权宜之计)。宪法宣言还授予总统类似紧急情况的权力应对模糊的威胁,比如那些“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只有在新宪法草案于12月15日的公投中获得群众支持,这些权力才会被取消。

但反对派也不符合民主原则。他们大部分是选举中的失败者和穆巴拉克政权遗老,其中一些人的目标是推翻穆尔西,而不仅仅是要他收回成命。比如,巴拉迪“希望”军队行使其国家责任,在“事态失控”时予以干预——给定埃及军队的历史记录,这绝非令人瞩目的民主立场。

穆尔西的指令毫无疑问让埃及政坛进一步两极分化了。最坏的情况是支持和反对穆尔西的强硬分子发生街头火并。从历史上看,这类火并通常导致内战(比如1936年的西班牙和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或残酷的军事政变(比如1965年的印尼和1980年的土耳其)。

对穆尔西及其支持者来说,中立宪法法院法官是必要的,他们在去年6月的判决解散了革命后首个自由选举选出的国民大会(议会下院)。据穆尔西阵营的说法,政治化的宪法法院倾向于解散咨询委员会(议会上院)和制宪大会,这是一些法官公开暗示的。类似地,被解职的公诉官没有拿出任何有力证据证明被指控杀戮示威者的穆巴拉克的安全主管和官员的罪行,导致他们几乎全被无罪释放了。

穆尔西仅以51.7%的多数优势当选总统,他应该对支持者的需求颇为敏感,其支持者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和受安全部队迫害的革命者。但是,对许多革命者来说,解除腐化检察官、清洗司法系统还有别的方式。比如,革命从最初几周提出了建立新的监督司法部门的法律的要求。

对穆尔西来说,困难在于宪法法院可以宣布法律无效,让其努力泡汤。他已经两次遭遇阻击:一次是2012年7月,他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恢复民选议会的努力;另一次是他试图通过任命公诉官为埃及驻罗马教廷大使解除其职务时。

穆尔西的“宪法宣言”是打破僵局的决定性步骤——尽管这一步不民主、可能造成两极分化,从而政治代价沉重。此外,尽管这样的指令在其他经历政治过渡的国家导致了独裁而不是民主,但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破坏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化的司法实体。

事实上,在革命爆发几近两年后,埃及安全部队仍没有发生有意义的改革。如今,试图逼退公诉官的穆尔西将不得不避免向穆巴拉克时代遗留安全将官二次开战,他需要他们保护国家制度、维持最低水平的公共安全。

安全部门也许是此次危机中唯一的赢家。它将推行法治精神,但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一带价将反映在宪法中,也将反映在埃及新政局的不成文规定中。与穆尔西的暂时性指令相比,这是埃及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更严峻、更长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