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的崩溃

拉古娜海滩—1944年，44个同盟国的政治领导人齐聚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二战后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框架。至此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70年里，不变的是对强大的多边机构的需要。但对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国家支持似乎滑落到历史最低水平，制约了全球经济实现潜力，也导致了地缘政治不安全。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参与者都知道IMF和世界银行事关全球稳定。事实上，这两个机构就是为了阻止个体国家采取可能伤害其他国家表现、导致报复政策并最终伤害世界经济整体的短视政策而设计的。换句话说，它们的成立是为了防止众多主要经济体在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所实施的以邻为壑政策。

此外，通过鼓励更好的政策协作、集中金融资源，布雷顿森林机构增进了国际合作的效果。它们还通过为面临暂时困境或难以满足发展融资需求的国家提供集体保险强化了稳定。

很难找出没有以各种方式从IMF和世界银行获益的国家。但个股似乎对促进改革、加强这些机构颇感犹豫。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系统重要性国家采取了妨碍IMF和世界银行的措施，尽管本意未必如此。

近几年来，日益增加的国内政治压力促使西方政府采取日益孤立的政策。而就在数周前，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采取行动，建立货币储备池以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并建立其自身的开发银行——这是对IMF和世界银行的直接挑战。

事实上，与一直地区性质、以补充IMF和世界银行作用为初衷的现行类似安排不同，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协议并不以文化、地缘政治或历史渊源为基础。相反，它们的基础是因为对美国和欧洲所坚持的过时特权的共同不满——这些特权降低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信誉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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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尽管间或做出改革承诺，但欧洲和美国仍然抵制完全以国籍为标准的人任命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它们的公民把持IMF和世界银行最高领导位置。此外，它们还扼杀重新平衡代表权的努力，哪怕只是微小的调整。结果，西欧享有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而新兴经济体尽管系统重要性日益突出，却仍然难以发声。而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欧洲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强迫IMF践踏其自身的贷款规则。

照此看，给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影响力以及最终的重要性带来最大威胁的正是创建这些机构的先驱国家。毕竟，你不会指望新兴经济体来支持这些为经常鼓吹精英治理、竞争和透明度的国家提供不公平优势的机构。正因如此，如今它们决心团结起来，依靠其自身经济实力绕过这些机构。

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双边支付协议的兴起。这些协议绕过更高效、更包容的结构，破坏了多边主义。有时它们甚至与各国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章程（Bretton Woods Articles of Agreement）所规定的义务冲突。

这一逐渐崩溃的过程所带来的后果绝不止错失经济和金融机会，也包括了政治合作减弱、互相依存度降低，并反过来增加了地缘政治风险。只需要看一看当前乌克兰和伊拉克的乱象就可以明白，没有可信得的多边结构在危机情形中充当发展的定海神针会带来什么后果。

问题就是这些。那么解决办法呢？简言之，IMF和世界银行继续自我强化的改革。

只要采取几项关键措施——从技术上说，没有一项算得上复杂——布雷顿森林机构就可以超越1944年思维，反映当今现实并增加未来机会。这些改革包括废除基于国籍的任命、代表权调整（减少欧洲代表权，增加新兴经济体代表权）以及增加贷款和经济监督决定上的平等与公平。

挑战在于克服政治阻力。如今，国内政治极化导致政客害怕公开支持经济多边主义，这是个不小的障碍。美国国会一再拒绝程度极为有限的改革方案就是明证。该改革方案在2010—2012年间已获得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批准，并不会实质性增加美国的金融义务，也不会减少美国的投票权和影响力。

开明自利必须克服这些政治障碍。世界领导人越是抵制紧迫的改革需要，世界未来经济和金融前景就越是暗淡——更不用说所安全局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