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两个世纪以前美国和法国革命为我们带来了人权不可剥夺的自然法观念。然而，在经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战争、政治和社会灾难以及非殖民化后，这种观念才至少是在理论上为全球所接受。

一开始，人权的概念仅仅局限于国内政治。在国际关系方面，强权而不是权利依然是发挥作用的唯一因素。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只集中在权力上，即对人民和领土的控制以及保护国家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权是以文明还是残暴、民主还是专制的方式来行使的。

二战后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标志着世界对于主权概念认识的第一次重大改变。这是第一次整个国家的领导层因为它的罪行而被推上审判席，它的代表和帮凶被送交法庭审判。

纽伦堡审判以及与之同一时期产生的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在国际关系中法律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主权不再只基于权力，而是越来越注重法律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这一进程在50年的冷战期间很大程度上被冻结了。但是人权和法治开始重新成为西方政策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之后以及卡特政府对它的运用，还有无数非政府的倡导者抗议苏联对其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置。

下一个较大的步骤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卢旺达大屠杀以及巴尔干半岛战争后人道主义干涉概念的出现。其结果是，国际法认识到了针对国家对其自己的国民的罪行出面进行“保护的权利”，尽管具体如何执行尚无定论。

最后，政治和国际法的发展引发了国际法庭的成立。它的成立是在经过长期和痛苦的经历后，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即国家的权力和它的统治者应该遵守更高的法治，从而把个人的权利置于国家的主权之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发展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在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挑战时，欧洲和美国认识到法治、分权和民主对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对国际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民主已经被证明比极权统治和独裁要和平得多。

但是我们所取得的进展现在再次面临着威胁。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苏表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及文化的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成功似乎表明存在着将自由、民主、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的西方观念可行的极权主义替代物。事实上，中国的例子似乎表明有选择的现代化是可能的（让我们称之为按菜单定菜的现代化），国家可以从技术、经济、基础设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等现代化的因素中根据喜好选择只进行某些方面的现代化。

但是按菜单定菜的现代化只是一种幻想。它的支持者忘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教训，德国和俄罗斯进行的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从中期角度看，现代化是不可分的：你要么全部拥有，要么就什么也没有。现代化的力量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深度变革制造了紧张关系，而如果缺乏恰当的规范和制度上的回应，它们最终将无法解决。

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两个国家所推行的有选择的现代化病症的症状以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中国因为对其食品安全的监管不够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出口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腐败所造成的。在没有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不用多久，俄罗斯“受控制”的（即极权主义的）现代化将同样不得不允许法治和有效的分权，否则这个国家将继续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并且陷入对权力、影响力和金钱的残酷争夺中。此外，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和帝国主义的政策都不能阻止俄罗斯走向衰落。没有有效的民主体制，俄罗斯对有选择的现代化所进行的第二次尝试注定会像苏联时期所进行的尝试遭受失败。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世界里，发生在世界某个地区的危机会像野火一样传到其他地区，而依靠压制现代化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关系的有选择的现代化很可能会更加危险。事实上，尽管对和平的最大危险曾经来自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它现在却越来越多地来自稳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分化、它们的规范体系和体制的衰退以及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给地区和全球带来的影响。

这正是为什么在外交政策上所谓“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倡者之间的对立正被证明已经成为过去的原因。诚然，国家依然遵循着传统的以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将越来越难以保证未来的和平和稳定。在二十一世纪，人权和安全将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即65亿人共同依赖于一个全球经济和国家体系。